联合国维和行动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几个问题

从1948年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成立至今，联合国维和行动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程，而敦促有关各方遵守和适用国际人道法始终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重要话题。如何确保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尤其是东道国中央政府及其军队，并通过他们促使反叛组织及其武装力量，了解、遵守和适用国际人道法，以减轻冲突受难者的痛苦，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体现在决策制定、经费分摊、部队派遣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等方面。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发展成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手段，在此领域的话语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进一步塑造“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努力增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非洲萨赫勒地区问题:国际社会的努力及挑战

近年来,萨赫勒地区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以联合国、西共体、非盟、欧盟等全球和地区组织以及法国、美国、中国等大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为解决萨赫勒地区问题做出了多种努力.但由于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多维性和跨境性的特点,国际社会面临如何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与协同应对、尊重非洲地区人民的自主权、在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解决根源性问题以及警惕外部势力借解决地区问题之机使“新干涉主义”在非洲合法化等诸多挑战.面对一些西方大国以反恐名义不断扩大其在非洲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中国如何在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下,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平台,加强与非盟和西共体等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参与非洲区域和平与安全建设,既维护中国在非洲不断发展和深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有力支持非洲地区国家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是中国对非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私营军事公司参与联合国维和之利弊分析

因私营军事公司具有军事能力强、反应快、成本低的特点，西方某些国家、学者与非政府组织主张参与到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强制行动中来，以克服联合国维和体制中的弊病。目前，国际法与国内法对私营军事公司的监督与监管处于弱态，加之其具有雇佣军掠夺性本质，私营军事公司参与甚至主导联合国维和行动有违联合国宗旨与集体安全制度，且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的干涉工具，从而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救援

在国际人道救援的所有情形中,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救援最敏感、最复杂,它与国际人道干涉、国际维和行动有着微妙的关系;它在一些分散的国际法文件中能找到较为明确的依据;它在实施中须严格遵守中立、公正、独立的行动原则.在新时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救援,受到各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作用,在救援对象和救援主体两方面出现了人道困境,该困...     

中国参与东帝汶维和的原因及立场分析

1999年东帝汶骚乱的发生是科索沃战争之后影响东亚安全的第一个热点问题。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向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派遣了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对东帝汶维和的积极参与,使东帝汶问题能够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决,维护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核心地位及东亚的地区稳定。本文将从中国与东帝汶的关系入手,结合对东帝汶维和的参与过程,分析中国参加此次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和对“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基本立场。     

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外援助在二战后呈现出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对外援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适用于对外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对外援助行为的国际条约以及指导对外援助实践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决议三类,这三类法律文件构成了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对外援助因理念和原则不同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援助,在对外援助领域独树一帜,但是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实践者和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政府应依据国际法律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制定和完善对外援助国内专门立法;重视并积极推动对外援助国际法治进程.     

试析欧盟国际危机管理的特点、优势及其启示

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国际危机管理成为各类行为体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之下的国际危机管理呈现出独立性增强、民事与军事双重危机管理、注重后危机管理、多边危机管理等特点,这些特点正是欧盟在国际危机管理方面的优势所在。欧盟的国际危机管理无论是理念、内容,还是流程、方式对处于发展上升地位的中国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非洲维和伙伴关系:联合国维和改革与中国的角色

构建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是联合国维和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提升联合国非洲维和有效性的重要方式。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构建主要包括联合国维和体系内部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盟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洲新的安全范式的伙伴关系等方面。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建设对安理会大国的意愿、维和决策中各相关方的协调、联合国维和的功能和角色转换以及非洲自身的安全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构建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为中国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维和以及非洲和平安全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     

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国际人道法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国际人道法之间的关系极为特殊,因而长期以来在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一问题上,国际组织、各国学者各执一词,莫衷一是。1999年联合国发布了《秘书长公告》后使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适用国际人道法所涉及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得以部分解决。然而,受制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特殊性质,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适用国际人道法与在国际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国际人道法仍有很大不同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是当代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现象。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与干涉及维和密切相联。干涉、维和与“国家重建”往往与危机和冲突有关,可以视为解决危机和冲突的不同模式。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常常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标国的危机和冲突,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浅析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生事物 ,它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没有规定 ,而是在后来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联合国在解决严重的国际争端或冲突的过程中 ,曾多次采取维和行动。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成和发展看 ,分为冷战前和冷战后两个时期。冷战前的维和目标不是“建立”和平 ,而是维持和平。冷战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职能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维持和平向缔造和平和用强制性的手段“促进”和平的方向转化 ,表现出了新一代维和行动的主要特征 ,使联合国维和行动陷入困境。只要国际社会认真对待维和行动中出现的新问题 ,吸取教训 ,找出症结 ,维和行动在今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联合国维和行动适用国际人道法应关注的问题及其对我军维和实践的启示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适用国际人道法时有必要注意以下问题：缓和使用武力与维和宗旨间的矛盾、明确从事人道主义援助的角色定位、把握保护人道主义活动的限度、注意执行制裁任务的相关责任、明确类似占领法占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这些应注意的问题启示我们,在我军的维和实践中适用国际人道法应注意：重视新的维和样式下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恪守中立,避免受到过多法律约束;协调好树立人道形象与依法办事的关系;进一步做好维和行动中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准备。     

跨国有组织犯罪与失败国家:挑战与应对

跨国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需要国家间采取协调的行动予以应对,但"失败国家"成为国际合作的短板,并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主权下的庇护。军事强国倾向于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外国领土上的犯罪组织,这种做法违反国际法。失败国家领土上的有组织犯罪问题可以在联合国集体安全框架下解决,在安理会授权下,由参与维和行动的联合国警察承担在战后国家里预防、阻止和消除有组织犯罪的职责。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际强行法

本文从 国际强 行法的角 度来探讨 人权的 国际 保护 问题 。国 际强 行法 作 为国 际 法律 体系 中 的最高位规 范，任何 国家条约 行为和 国家合同 行为均不 得违 反； 西方 国 家频 频以 人 权问 题为 借 口指 责 中国，并借此 对中国实 行制裁。 然而，他 们却从来 不指出 自己 所 依据 的法 律 规范 ，只 是指 出普 遍 的、笼 统 的人权保护 。笔者认 为，普遍的 、笼统的 人权国际 保护原 则 不属 于国 际 强行 法规 范， 只是 在 某些 具体 的 人权保护领 域才存在 国际强 行法规范 ，因此不 能以普遍 的、笼统 的人 权 国际 保护 为 由随 意对 他 国进 行 指责、制裁， 甚至干涉 他国内 政     

指挥、控制与胁迫另一国行为的国际责任

在国际责任法上，指挥或控制另一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应对该行为承担国际责任，胁迫另一国实施一行为的国家应对该行为承担国际责任，但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的内在逻辑和法理依据并不明确。这将影响、制约对责任归属的具体情形和事由的理解适用，以及这些特定的归责情形和事由自身的发展完善。为此，需要在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方面确立一种“相当因果关系”，以此为框架分析界定指挥、控制与胁迫行为的责任归属问题。     

论国际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官员罪

贿赂外国官员罪是一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国际腐败犯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对其作出规定,并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以预防和惩治该种犯罪。贿赂外国官员罪的构成具有跨国或涉外因素,行贿方是一国的国民、法人或者其代理人,受贿方是另一国家的官员,且本罪的构成只涉及行贿方的行贿行为,而不包括受贿方的受贿行为。本罪的犯罪目的是为使外国官员不履行其法定职责,以便行贿人自己或者其他人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

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