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法修改：公益诉讼制度之检讨

2011年10月底，备受关注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自民诉法1982年“试行”、1991年“转正”以来，仅在2007年有过一次“小修”，而此次修订，则触及了民诉制度的诸多环节，堪称一次较大规模的“中修”。 此次民诉法修改，不仅有旧机制的改善，更有新制度的构建。其中最顺应社会呼声的突破，莫过于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然而，艰难的公益诉讼现状与保守的法律制度设计之间的巨大鸿沟，又使公益诉讼成了此次民诉修法最大的争议话题之一。     

公益诉讼入律之思

2011年1O月底，备受关注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自民诉法1982年“试行”、1991年“转正”以来，仅在2007年有过一次“小修”，而此次修订，则触及了民诉制度的诸多环节，堪称一次较大规模的“中修”。此次民诉法修改，不仅有旧机制的改善，更有新制度的构建，其中最顺应社会呼声的突破，莫过于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然而，艰难的公益诉讼现状与保守的法律制度设计之间的巨大鸿沟，又使公益诉讼成了此次民诉修法最大的争议话题之一。     

民意时代的意见盛宴

2007年1月10日，铁道部宣布：从2007年起，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价不再上浮。这一利好消息，令亿万受益民众为之欢呼。舆论普遍认为：自2001年起持续六年的“春运涨价”之所以停下脚步，与民意长期的反对有关。而不久前状告“春运涨价”违法一审败诉的知名公益人士郝劲松，于1月7日又向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发去了一封呼吁春运停止涨价的公开信，成为推倒“春运涨价”的最后一击。     

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的必要性和路径分析

随着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已经逐步成长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定盘星”“压舱石”。但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推进，缺少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的弊端逐渐显现，已经阻碍了公益诉讼健康发展。从检察机关宪法定位、公益诉讼基本性质和公益保护实践需要出发，有必要先行对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待时机成熟，各方共识进一步形成后，再适时制定公益诉讼法。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用专章来论述法治建设，首次在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提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并唯一提及公益诉讼这项具体司法制度，即要求“完善公益诉讼制度”。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一次设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公益诉讼制度真正通过司法实践发挥重要作用，始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而且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2017年7月1日，新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识别、原告寻找与审理机关专门化

环境公益诉讼因缺乏有力立法支撑,处于一种司法实践先于立法的混乱局面。从对2007年1012年国内公开报道的30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公益诉讼无论诉讼目的还是救济方式均不同于传统诉讼,它是在原有诉讼体系上“重生”的一种新型诉讼;为实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这样一种新型诉讼的原告资格应赋予公民个人、环保团体、环境行政机关及检察机关,并且应由专门审判机关进行审理。     

论律师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参与

2005年11月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中日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修改研讨会”上亮相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首次设定了行政公益诉讼类型。此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美国律师协会亚洲项目委员会、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大学东昊比较法研究所于2005年10月15日至16日在苏州大学联合召开了“公益诉讼、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国际研讨会，通过了《公益诉讼苏州宣言》，并提出倡议：全国律师同行积极参与公益诉讼实践、推动公益诉讼发展，身体力行，讲究策略，强化正义感、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关心弱势群体，维护公共利益。本文拟对律师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律师参与行政公益诉讼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民事公益诉讼视域下国有财产的充分保护

国有财产保护是公益诉讼制度的重点领域。国有财产是国家“应有的”财产，是“物”和“权利”的统一，其取得方式不应仅仅局限“法律规定”。保护国有财产要秉承既是权利更是职责的理念。排斥民事公益诉讼介入，单极化保护机制设计及单轨制行政公益诉讼架构成为现行国有财产保护公益诉讼制度一大缺憾。打破狭隘认识，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走中国特色的国有财产保护行民衔接双轨共治公益诉讼之路是有效破解之策。     

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基金”值得期待

昆明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迄今一年多来，因诉讼成本高等难题，环保公益诉讼受理数一直为零。面对“零公益诉讼”尴尬，6日记者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与昆明市环保局等部门正联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基金”，破解公益诉讼成本难题。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推动公益诉讼检察高质量发展——2022年公益诉讼检察研究综述

<正>2022年是公益诉讼检察全面开展的五周年。检察机关以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为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公益诉讼检察的制度和理论也取得了新的发展。一、公益诉讼检察年度总体发展情况处于全面实施五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2022年的公益诉讼检察呈现一种承前启后的阶段性特点。一方面，继续延续五年来基本的发展态势，     

分立抑或统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与分歧消解

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缺位与公益诉讼受关注的现实程度极不相称，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研究的分歧与对实务运行的担忧，因此，以整体公益诉讼理念为指导，打破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等部门视域的局限，适应公众迫切期望公益诉讼制度迅速建立的“民心所向”，积极探索统一公益诉讼实务运作路径，构建私权对公权制约的涵盖各类公益诉讼内容的综合公益诉讼制度，允许不特定的合法主体依据法律规定，以自己名义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维护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公益诉讼制度的正确选择。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争议及理论回应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成为检察机关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重要途径。由于缺乏基础理论与制度规范的支持,相关的司法实践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尽管是借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来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的简单结合。现有的“一条两款”难以满足司法实践对法律适用的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需要厘清四对基础关系,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内”与“等外”、检察机关与其他起诉主体、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在增加法律供给的同时,检察机关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保持谦抑与克制,实际提起的诉讼应限定在法定范围之内并应考虑诉的必要性。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必要性

2007年,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所属的“两湖一库”管理局以自身为原告,向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天峰化工公司停止排污侵权并最终胜诉。此案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在尽快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前提下,有必要对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给予确定。     

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年度观察报告(2016)

最近几年陆续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因民事公益诉讼本土化理论供给匮乏,立法者没有贸然制定民事公益诉讼特则,而是授权“两高”开展相关试点.鉴于理论界与实务界尚未对民事公益诉讼的根本性问题达成最低限度共识,2016年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延续着之前早已存在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分歧.展望未来,只有对“何为公益诉讼”、“为何公益诉讼”两个根本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才能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精准地用于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

以个体为逻辑基点的传统法学难以应对整体性的环境问题。以整体为逻辑基点，新型的权利依据、法律关系和诉讼目标呈现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依据是生态公益所衍生的无法私有化的整体权利即环境权，及其派生的并由成分利益所衍生的生态公益维护权等环境成员权。传统法律中只有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个体对个体”或“个体对整体”的法律关系，而只有环境权下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整体对整体”与“整体对个体”的新型法律关系才能产生环境公益诉讼。生态损害的难以恢复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只能以预防为核心目标，区别于传统诉讼的填补损害或惩戒目标。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要求革故鼎新式的系统性制度建构:尊重法律关系理论，确认环境公益诉讼的另类本质；尊重公众及成员的合法权益，重构实质原告与形式原告制度；践行保护优先，建立生态公益预防责任制度等。     

高质效办好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之“道法术”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要“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这既是对公益诉讼检察实践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更高期许和要求。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推开以来，整体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作为“四大检察”中最“年轻”的一项职能，公益诉讼检察履职如何进一步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如何为立法完善提供有力实践支撑？这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时代问卷。新时代新征程检察机关应以能动履职为杠杆，     

踱步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公益诉讼法律移植的不适性研究

公益诉讼的本质是民治，其需要有民主政治和独立司法的环境，需要有成熟市民社会的力量支撑。然而，中国至今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一元化政治体制又难以认同、接纳公益诉讼；传统文化更是从精神上抵制公益诉讼。在这种环境下移植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即使能遂人心愿，其结果也很可能只是一部“死法”。但是，公益诉讼是封中国目前主流社会病态很有针对性的一剂良药，所以，即使是“死法”．也值得移植，因为法能良化公益诉讼的生存环境。     

论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由法学博士生状告广电总局一案引发的思考

公益诉讼在现代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出现,从"郝劲松诉铁道部"、"法学博士告牙防组"到"法学博士生因色戒被剪状告国家广电总局",而我国至今也没有构建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导致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不能得心应手。本文试图从现实入手,通过对国外及台湾的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介绍,论证了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擦亮公益诉讼金名片

<正>“全国首例长城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侵害隐私权民事公益诉讼案”“全省首例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这些记录在河北省保定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的闪光点,不仅是公益诉讼团队用心付出的成果,也承载着我们对守公益、护民生的工作热情。而我们创建的“益·守护”公益诉讼文化品牌,也逐渐有了更生动的底色。     

公益诉讼入律之辩

2011年10月底,备受关注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自民诉法1982年＂试行＂、1991年＂转正＂以来,仅在2007年有过一次＂小修＂,而此次修订,则触及了民诉制度的诸多环节,堪称一次较大规模的＂中修＂。此次民诉法修改,不仅有旧机制的改善,更有新制度的构建,其中最顺应社会呼声的突破,莫过于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然而,艰难的公益诉讼现状与保守的法律制度设计之间的巨大鸿沟,又使公益诉讼成了此次民诉修法最大的争议话题之一。屡提屡驳、屡诉屡败起源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公益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