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内蕴着社会自我批判.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乃是社会,而现实的个人对社会的批判是社会总体自我批判的具体形式.作为历史活动,社会自我批判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发生.从对象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以市民社会批判为旨归；从原则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统一；从内容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是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从视角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是规范性视角与描述性视角的统一.毋庸置疑,研究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公共性”到“行政公共性”——基于共同体视角的阐释

“行政公共性”是“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被引入到行政领域收获的理论成果,也是人类共同体演进和社会公共领域分化的结果.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共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同体实现内部平等交往的基本属性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趋向,它集中体现在人类公共活动领域之中.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公共活动领域分化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大部分,相应地,公共性也呈现出“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非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两种情况.这样,“行政公共性”就从人类普遍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中被剥离和引申了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用于描述政府这种强制性共同体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关系状态和对其进行价值确认的学术概念,并且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以“他利性”表现出来.     

破坏交通工具罪中“交通工具”的认定标准

私人使用的小轿车是否属于破坏交通工具罪中的“交通工具’’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由于小轿车属于国家标准中“汽车”的范畴，将小轿车认定为刑法中的“汽车”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符合常情，且私人小轿车自身具有公共性，因此私人使用的小轿车应属于破坏交通工具罪中“交通工具”的范畴。破坏交通工具罪中“交通工具”的认定应具备公共性背景特征、对象性特征，而不要求必须具备现代化特征。     

协商致“公”——基层协商民主与公共性的重建

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公共性重建的根本命题,公共性阙如是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的深层困境。发展基层民主是培育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公共性是协商民主的目标和"试金石",协商致"公"为两者的统一。公共性体现在个体、社会和国家这三个不同层面,基层协商可以按照是否涉及决策和决策权力主体划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在促进不同层面公共性的成长上作用也有所区别。基层协商的主体确定、议题选择、程序设计等环节均蕴含着公共性的载体发育及建构途径问题。新的公共性既保障个体权利和自由,又超越个人偏好,利益指向公共理性和公共利益。公共性的重建一方面需要国家权力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公民从私人领域迈向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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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翔认为:结社自由是宪法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中的结社权既具有政治权利的属性,又具有社会经济权利属性。由此结社可以分为公共性结社和私人结社,对于公共性结社,团体的设立自由和个体参与社团的自由都要受到限制。我国目前出现的“协会骚扰”,正是由于现行规范对结社自由的行政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在“四化两型”建设中的意义

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创新是推进社会管理工作科学化的关键.从其运行机理来看,社会管理必须基于信任、宽容、参与和法治的思想理念.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对完善政策法规、建设管理主体、强化薄弱环节、夯实基层基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在利益协调中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着眼于社会管理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调控机制,全面推进“四化两型”.     

制度的公共性本质及其公共性的制度安排——马克思的制度公共性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时候,不仅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且也划分出"公共的"和"私人的"两种领域。在他看来,国家活动属于公共领域,在该领域中,国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对私人领域人的自由活动的有效协调和正常秩序的维持。在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中,政治法律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不过,说政治法律制度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仅仅是从最表面和最直接的意义上说的,事实却是,国家通常表现为建立在政治法律基础之上的一系列的公共制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制度具有公共性的本质,它不仅具有公共性的价值,而且也要求按照制度的这种公共性要求来进行制度安排。     

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变＂与“不变”

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其侧重点和履行方式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的。在当前新形势下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要求,必须明确社会管理的范围和领域,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与机制。同时,还要坚持社会管理创新的几个基本原则不能变。这样的“变”与“不变’’才是符合人民群众根瓠利益的,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七个统筹”全面创新社会管理

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要使社会管理工作真正起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关键要切实做到“七个统筹”。提升“人性化”管理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思考和谋划，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为突破口，改变主要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实施社会管理的方式，通过走群众路线、平等商讨、做好服务的办法，强化公共政策制定，     

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因新探

实现工业化是毛泽东的夙愿，建国后这种愿望由于国内的特殊困难变得更加迫切和强烈，因此它必定会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的某些构想产生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更注重从理论、思想和政治等方面来剖析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因，缺少对于经济因素的分析。本文力图在工业化的视野下，从私人资本主义自身的局限性、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性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反计划性之问的矛盾、工业化的大规模开展与小农经济之同的矛盾等几个方面，来分析经济因素对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影响。     

构建“和谐社会”四点思考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社会更加和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     

“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

在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导力量。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明确“政党—政府—社会”关系模式内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建引领”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有机结合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拓展和延伸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和路径，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成效，进而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流动人口“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半城市化”问题是流动人口经常遇到的困境，本研究以“半城市化”的三个命题“市民权”“日常生活交往”“社会认同和日常体验”为理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新疆地区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新疆地区流动人口既具有其他省市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中的共性问题，同时也具有其特殊性，其中影响新疆地区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障碍因素主要为制度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自身因素，建议从户籍制度改革、发挥社区组织力量、提升流动人口自身能力等途径解决。     

论经济调节的“第三只手”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受着“三只手”的调节。第一只手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二只手是“看得见的手”———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还存在着既看得见又看不见的第三只手———以市场中介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性组织和社会公共道德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三只手”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很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第三只手”的调节     

美国社会管理“三只手”特点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若干启示

美国在社会管理方面形成了“三只手”（即政府之手、上帝之手和民众之手）的立体管理优势和特点。政府之手，主要通过建立健全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充分运用财政支出的倾斜手段，从经济基础层面有效调和社会矛盾；上帝之手，主要通过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作用，营造有利的宗教道德土壤，从思想文化层面有效地稳定民众思想；民众之手，主要通过发挥众多的非营利组织的协调和桥梁作用，提供政府做不到、做不好的服务，从民众自治层面提升社会管治水平。通过深入研究美国社会管理“三只手”的特点，以及对我国社会管理相关情况进行分析，可以从中得到若干有益启示。这就是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步伐，强化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要全面贯彻我国宗教政策，充分发挥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要大力培育和有效管理非营利组织，提升社会自治能力。     

从“协会骚扰”看我国结社权的内涵重构

结社自由是宪法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中的结社权既具有政治权利的属性,又具有社会经济权利属性.由此结社可以分为公共性结社和私人结社,对于公共性结社,团体的设立自由和个体参与社团的自由都要受到限制.我国目前出现的"协会骚扰",正是由于现行规范对结社自由的行政管制过多,并且对"公共结社"与"私人结社"不加以区别,使得公民结社自由难以完全实现.     

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论析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理论问题。基于政策的公共性指向、市场经济体制业已初步确立及渐进改革累积的大量社会问题,转轨时期的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应以社会公平为第一要义,以“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替代“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塑造和维护社会公平,为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公共性：概念辨析、理论演进与研究进展

公共性是指涉社会团结和秩序的基本论题，作为一个过程性概念，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制度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践方式。通过阐述公共性概念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试图在中西比较的维度下解答“何谓公共性”这一问题。进而在中日比较的维度下梳理现代化转型时期公共性结构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为构建现代中国公共性发展的研究框架提供理论基础。研究发现，欧美世界形成了以“公-私”二元对立关系为前提，并与公权力相对抗的公共性；以中日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则形成了以“官”作为承载主体的行政权威型公共性；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日本通过发展社会组织重新构建中间团体来回应“官”以外的公共性诉求；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制度情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丰富实践为现代中国公共性构建提供了基层实践逻辑。     

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充满活力、全面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公平、彼此友爱、社会运行有序、利益协调、充满活力等方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着力于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公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关系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相统一

在国家治理的意义上,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管理机制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化过程,无疑包含着公共性的内容,但是这种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价值中立"以及技术化、工具化追求营建出的,因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公共性"。显然,这种"形式公共性"是一种不完整的公共性,缺少公共性的实质内涵,所以当前我国所谋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仅仅从治理方式和手段等技术化方面照搬西方治理框架进行顶层设计,而应该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以正义的制度为保障探寻国家治理模式从"管理"走向"合作"的实质性转型,从而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价值融合,进而在价值与技术、权威与自由的和谐统一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