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解决失业问题透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到处弥漫着失业恐慌的阴霾.南京国民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中西杂糅的方式治理失业,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反映了国家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由于失业对策自身存在局限性和局势的日益恶化,政府无法获得根治失业的两个支撑点即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最终失业问题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战斗在鄂川边——记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

在战火纷飞、风云变幻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川、鄂交界地带曾有一支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峰峦险峻、沟壑纵横的齐岳山为根据地,利用川、鄂交界地带敌军防范薄弱的“结合部”,神出鬼没,辗转游击,     

黄河武装土客与晋西红军游击队

20世纪30年代初,在晋西吕梁山中段、沿黄河与陕西交界的地方,活跃着一些民间武装,当地人称他们为＂黄河武装土客＂。土,即大烟土,未加工的鸦片;客,即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的人;如侠客、说客等。     

红军标语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湘东南边陲炎陵县县城解放路侧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红色建筑,占地面积1572平方米,建筑面积3892平方米,这就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以收藏和陈列红军标语为主题的红军标语博物馆。此馆收藏和陈列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农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计有339条,4826个字。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面对沧桑不改、浩气凛然的“红色印记”无不肃然起敬,都想听一听发生在红军标语背后的一些故事。     

试析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华政策对国共两党关系转折的影响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关系由战时的合作走向战后的分裂。国共两党关系转折是在当时世界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其中，苏联对华政策对国共两党关系的转折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为了维护远东利益，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实行以支持国民党为主、以扶助中共为辅的双重对华政策。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却极大地助长了国民党打内战的嚣张气焰，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红军的接济（下）

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周恩来请张学良为红军提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193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同时，决定派红二十八军出陕南．与陈先瑞部第七十四师会合，转进河南，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秘晤于肤施。会谈中，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正在酝酿中的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着重地请张学良提供红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提出了七九子弹10万发的单子．要求将其中6万发运送至肤施城，另4万发送给将出陕南之部队。     

全面抗战爆发前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前 ,在民族危亡关头 ,留日学生在日本本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组织抗日救亡文化社团 ,秘密学习革命理论 ;宣传抗日救亡 ,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国民党亲日投降势力作斗争 ;动员和组织爱国青年回国 ,直接参加抗战 ,等等。留日学生在复杂的背景和险恶的环境中能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有一些客观原因 ,主要是日本左翼人士的帮助、中国左翼文化领袖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等。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主张,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步形成,推动中国走上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以现代化的视角审视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并且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和主张的透视,将对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有益的启示。     

家人家庭家书 编织成最美丽的回忆和憧憬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书宛如一部唐朝史书,凄厉清扬、扣人心弦。一千年以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女人捧着数百封家书,感喟流涕：我是全北京最富有的人了,那是文学大师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     

长征路上的《红星》报

《红星》报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红军长征后,在敌人前堵后截的险恶环境里,《红星》报仍坚持不定期出版,手刻蜡纸油印,先后由邓小平、陆定一担任主编.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中国知识界就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先决条件,中国现代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的资金来源,现代化的实现步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把对中国根本出路问题的探讨从文化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实际上提出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和推进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被进步知识分子消化吸收后,在20世纪30年代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学术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范围,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广泛领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目的任务、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自觉而深入的探索,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必须采用生动浅显的语言、民族的表现形式、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还在于他们能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进行正确把握和引导,以保证其健康、深入发展。     

揭秘延安时期的服装风格

20世纪30年代末期,作家孙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延安的土布,深蓝色,布质粗而疏,易下垂接长。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坠,肩背皆空。     

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澄清始末

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段惨烈悲壮的红军西路军历史。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回顾这段历程，个中的曲折和种种鲜为人知的内幕，令人深思和感叹：认识和接受历史真相有时真的很不容易啊!     

“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反复人生

说起龚楚,许多人都感到陌生。但在上世纪30年代,他是与毛泽东齐名的农民运动领袖,甚至中共中央的材料中也称红四军为“朱（朱德）、毛（毛泽东）、龚（龚楚）”。出人意料的是,他却在红军长征后成为叛徒,并带人大肆搜剿红军、游击队,企图抓捕项英、陈毅,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当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广西时,他又向他曾经的部下林彪所部投降,重新回到中共的队伍。岂料随即又“叛逃”香港,直到40多年后再次回到大陆定居。     

红九军团：长征中唯一参加过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部队

在20世纪30年代，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在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中，有一支部队先后参加了他们的行动，这也是唯一参加过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行动的部队。这支部队就是红九军团（后来改称为红三十二军）。由于其规模不大、精干，宜于机动，且经常执行牵制性任务，毛泽东称赞其为“牵牛鼻子的能手”，周恩来赞誉其为“战略骑兵”。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学风的重要性

我们党的优良学风是在党的8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从中国实际出发，     

关怀民族命运：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进步电影运动的时代使命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1927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中止国共合作，残酷迫害、杀戮共产党员，在全国实行内战、独裁的极端恐怖统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日益艰难，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核心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被大大激扬起来。     

陈铭枢：“福建事变”的实际领导者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福建事变,史称＂闽变＂,又称＂十九路军事变＂。陈铭枢,作为福建事变的实际领导者,在整个事件的策划、     

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热”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进一步传播,而且深入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以唯物辩证法的风行一时为最.究其缘由,这首先是理论自身整体性和逻辑发展的要求,其次是出于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具体说来,当时的"唯物辩证法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原著被大量翻译出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从前;第二,有关唯物辩证法介绍与研究的著作和教科书也被大批翻译出版;第三,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论著也日益增多,其中李达、艾思奇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