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爱一点点

<正>李敖写过一首诗《只爱一点点》:"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针对这首诗,李敖自己解释说:"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     

乐歌时代:现代歌—诗启蒙的历史机缘及其语言配置

缤纷绚烂的乐歌时代是中国现代歌—诗的滥觞,它既不同于晚清又不同于五四,它在国民性乐教中反求诸己、启迪民智,又在现代性伦理中师夷长技、自救自强。对乐歌时代的考察,既关乎歌—诗自身的历史发展,又涉及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此二者需要回到语言中来领会,是语言编织了歌—诗,歌—诗在语言中漂移;是文学与音乐相互配置的共同体构成了歌—诗,歌—诗在这共同体中获得了独立身份。乐歌语言的漂移,显示了20世纪初国人的心灵结构和世界图像,而乐歌时代的写作制度和审美制度则推动了中国现代歌—诗的发展。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没有诗?

正有时会听到一种抱怨,说我们的生活愈来愈没有诗,这抱怨令我深思。回过头看,历史上我们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诗,曾经让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兴亡慷慨悲歌,为无所不在的生活与性情之美而吟唱。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诗从我们生活中离去了,到哪里去了呢?是它弃我们而去,还是我们主动疏远了它。我们真的没有诗也一样能活得挺满足,真的不需要享用诗了?没有诗的生活究竟缺乏了什么?     

青春哲学驻吾身——《李醒民教授序跋集》自序

<正>少时读中国古典诗词,有宋一代某尼的《悟道诗》使我眼睛一亮。记得那时,这首诗立意之奥妙令我回味无穷,构思之巧妙令我击节叹赏。它在我的脑海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大约40年后,当我为《世界哲学家丛书》撰写《彭加勒》一书第三章"探究数学王国的根底"时,曾把该诗作为题记诗记录在案:     

中华诗教的文化建构四层面

在当代语境中的"诗教",既不只是汉儒所云"温柔敦厚",也不只是文艺思想领域的范畴,它以古典诗歌为载体,却以"经世致用"为旨归;它深植于中华传统思维,却能接轨于现代文化需求.因此,从多个层面认识诗教的当代文化建构功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本源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的需要.     

论“诗工”与“穷达”之关系

“诗工”与“穷达”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围绕它的观点主要有：“诗穷而后工”“诗能穷人”以及“诗能达人”。将三者放在一起考察，有利于“诗工”与“穷达”关系的梳理。     

美丽的栖息地

在梦中,我朗诵着一首诗,那首诗很长,我一直投入忘我地朗诵着,我觉得,那是一首很美的诗。然而,等我醒来,我却再也想不起那首诗的名字了,我只记得最后的两句诗,因为,半明半昧中,我一直在重复着它。“……那个美丽的柄息地呀谁在那里制造回忆……”因为诗出自梦境,我便加倍地珍视它,躺在被里,我越品,越觉得有趣。特别是那个“栖息地”,这是多么有意思的词     

当代造星运动

人生：是经历苦难，战胜苦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痛苦、悲伤、欢乐、幸福。 诗：字数虽然不多。但它流淌的都是精华。写好诗的人不多，然而懂诗的人更少。用诗直抒胸臆，这种情感是伟大的。     

哲学的诗化征程

自19世纪末期开始,以至包括整个20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诗化哲学的潮流.尼采以非理性主义为引导,把哲学第一次牵入诗的领域;海德格尔则用诗来澄明存在,在存在-思想-语言的逻辑延续中寻求到了诗的位置;德里达更是通过对隐喻的阐释,使哲学和诗学圆融贯通.诗化哲学进程是在对传统哲学的否定中而展开的,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引起了哲学及其表征方式的变革.     

艾青的诗美学

艾青活跃在中国诗坛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他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最多、经验最丰富而又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早在四十多年前,艾青就在他著名的《诗论》中说过:“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艾青的整个诗歌创作的胜利,当然也是他的美学的胜利。他的诗,是他的美学主张的实践。他关于诗的美学主张,他的诗美学,则是他的丰富的创作经验的结晶和升华。那么,他的诗美学,究竟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     

话说“议论诗”

如果说,以抒情为主的诗,是抒情诗;以叙事为主的诗,是叙事诗;那么,以议论为主的诗,我们不妨称其为议论诗。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黄金搭档“的新生活

茫茫人海,短暂人生,太多的偶遇,太多的巧合,缘分往往就潜藏其中。缘分不是诗,但它比诗更动人,缘分不是酒,但它比酒更香浓。     

含蓄隽永 构思独创——浅谈李商隐《夜雨寄北》

在学术界看来，李商隐《夜雨寄北》是极少有的几首明白直抒心境的诗作之一。和那些含蓄蕴藉、艰深晦涩的典雅之诗比较起来，李商隐的这类小诗，可算是包容着浓浓的“赤子之心”，自然而率真。同时它又着实是一首独特的诗，尽管它的内涵并无特殊之处，许多诗人也曾抒发过类似的乡思与离情，但它以其艺术的独创性在此类诗作中独领风骚。这首诗中深重的别愁以及不能如期的相聚的遗憾，因其传达出永恒的思念超出了具体的范围而具有了普遍性的价值。     

现代新诗存在的问题及其创新方向

现代新诗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它存在着因背离诗体创新传统而先天贫血等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新诗必须明确自己的创新方向,必须遵循诗歌的创作规律,坚守新诗在继承中创新的原则。任何诗歌都是语言和文字的艺术,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因此,新诗必须从体式上发挥汉字的特点,创造诗歌美的形式;创作中必须感悟大自然的律动,坚守诗的诗性品格;必须从内容上融入崇高的人文精神,创造诗歌美的境界。     

王昌龄《诗格》对曹植诗的批评

关于题为王昌龄所撰的《诗格》一书,主要论及了作诗之法与病犯避忌,它以探讨篇章方法为主,也涉及字句方法等,并对多位诗人的作品进行了批评,其中,它对曹植诗的评价颇高。《诗格》从用字、声律、势对与比兴,以及诗之总体风格、诗之常用体与诗有六贵例等诸方面折射出王昌龄的一些诗学思想,诸如其重自然而反对藻饰、重用字的轻重清浊与诗律以及重势对、比兴与诗格等的诗学主张。     

学习列宁倡导的会风

列宁在主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工作中,十分重视改进会风,把它当做克服官僚主义的一条措施来抓,并率先垂范,做出了榜样,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列宁一贯主张,要尽量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也要短开。他提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每周各一次,每次两小时。列宁曾高度评价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开会迷》一诗。这首诗写道:群众要求接见,得到的回答却是“××同志开会去了,研究戏剧处和饲马局的合并”,或者“让你一小时以后再来,现在正在开会,议题是省合作总社打算买瓶墨水”。当列宁在报上看到这首诗时说:“我不知道诗怎么样,可是在政治上我包管这是完全正确的”。     

矛盾与和谐——陶渊明诗歌中的一重关系

宋人评论陶渊明的诗,多能看出它的两面,看出它外象与内质的关系。如苏轼认为陶诗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葛立方认为陶诗的平淡“自组丽中来”;朱熹认为“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这都是一些代表性的观点。象这样辩证地理解陶诗,比起前人来是一个进步。 无论质与绮,癯与腴,还是平淡与组丽乃至豪放,从艺术上讲都体现了一种矛盾与和谐的关系。但在陶诗中,这些艺术特征和风格要素的取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艺术     

《诗经·硕鼠》,春秋时期赋税变革的一面镜子

《诗经·魏风·硕鼠》是东周时期即春秋中后期的作品。关于这首诗的思想内容,有人认为,它表现了奴隶们对奴隶主的反抗。如何崇恩同志考释。三岁贯女”中的“贯”字是“奴隶”,则全句意思为“多年来作你的奴隶”(《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辞海》“硕鼠”条日:“现代研究者或认为,此诗是写奴隶的逃亡,表现了人民对奴隶主的     

论稼轩词的卓越成就

<正> 词作为诗的一种体式,由于格调的局限,它表现的内容,远不能如诗之广泛,只宜于抒情写景,而抒情亦须有一定的节段,也不能如诗之恢弘,但却能获得高度的思想意义。感情的价值和意义有大小轻重,从男女、朋友、兄弟以至国家人民,下及山水动植,都是感情抒发的对象。而词由其产生和作用,它抒情的性质由来似乎只宜于男女间的悲欢离合,李煜致痛亡国,而系念的只是个人生活命运,总算使词的表情越出男女畛域至东坡纳其学识才力于词,但因所处时代大体安定,无重大变故,其词中表达的范围虽广,而意义亦止寻常,其重要贡献在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     

中国古代政治童谣与谶纬、谶语、诗谶的对比

中国古代政治童谣是重要的诗歌文化现象，人们常将它和谶纬、谶语、诗谶等混为一体，其实差别是明显的：童谣的预言准确性大得多，而谶纬基本是编造；与诗谶相比，诗谶是出于说诗的好奇心理，童谣是之前的特意政治人事预测；和谶语相比，只有语言形式的差异，一个取诗歌的样式，一是用一般语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