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坛刮起了“问责风暴”。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潘洪其：构建惩处有力的官员问责体系刻不容缓

潘洪其在《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近来，一些被问责官员复出引起公众的质疑与不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行有关法律和党纪政纪法规对官员问责的规定不够完善，在执行中缺乏有力的制约，从而使得一些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缺乏基本的规范，也缺乏足够的合理性。为维护官员问责制度的严肃性，重塑问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应当全面整合有关规定，形成统一完善、惩处有力的问责制度体系。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探析

从法理和情理上讲,被问责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若被问责官员在被问责后不久即复出就是问题.本文认为,针对被问责官员草率复出的问题,应完善我国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加强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这不仅有利于消解公众对行政问责的信用危机,对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克服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草率性和随意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问责制”下的基层干部五种心态

近年来，“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地出台的相关行政问责法规受到群众欢迎，但其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方面缺乏统一性、规范性，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及其启示

本文把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概括为：建立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用法定的问责程序保证问责的公开公正．将道德规范以立法形式寓于责任追究机制中，政府官员问责制的问责客体和问责事由比较固定。对我国的启示是：建设新型“问责文化”，完善其文化支撑；推进问责制的法制建设。完善其法制支撑；增强人大刚性问责力度。完善其权力支撑：推进行政机关的管理创新。完善其管理支撑：加强监督和公民参与，完善其参与支撑。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供借鉴．     

从新一轮"问责风暴"看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

在2008年一年间,全国范围内有一大批官员因为相关责任事故引咎辞职或被免职。这一次被问责的官员涉及的层级之高、波及范围之广、处理速度之快在中国的官员问责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官员问责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官员问责事件,结合国外问责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本文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进行分析,探求我国官员问责如何由风暴型向程序化、制度化转变。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目前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因此,有效解决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转变问责的模式,变＂权力问责＂为＂制度问责＂;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是关键。     

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刍议

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指的是在行政问责中承担责任的官员重新担任领导职务的相关制度组成的规范系统。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缺乏法律依据,而是以政策为导向,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机制。本文指出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有助于行政问责制落到实处,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理念和制度的理性。基于此,要从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期限、程序、相关制度等方面构建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     

官员问责：秦律的规范及其评析

法家关于官员问责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在此理论指导下,秦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官员问责制度。秦律中关于官吏责任的认定,官吏问责的处理都有具体、详密的规定。秦代官员问责的理论和制度具有颇多合理因素,在中国古代具有较高的地位,对于建构和完善我国当代官员问责制度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但是,秦代官员问责只是对君主和朝廷负责,没有向民众负责的理念和制度,因此,秦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府问责制度。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及完善

官员问责制在启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实践操作层面,惩治了一批不作为和滥作为的官员,给各级各类官员极大的震撼,对传统的“无过便是功”的为官之道以巨大冲击;在制度层面,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官员的问责制度,使官员问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轨道。由于问责制度尚处在草创阶段,权责不清,问责标准不明,问责主要局限于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力度不够,在问责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论我国官员问责的制约因素与解构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官员问责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愈益明显的成效.然而,从社会系统论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官员问责进程尚遭遇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官员问责认知上的制约,二是现行问责制度设计因素的制约,三是问责外部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深入剖析当代中国官员问责的制约因素,探究消除这些制约因素的有效途径,对于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员问责制,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道歉』聚议

近年来，从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一个又一个道歉官员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眼前。有关官员道歉的新闻见诸报端的频率不断增加，似乎已经成为官场生态中的一大热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许，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与道歉相比，人们更期待官员的问责与问题的解决。因此，新一届政府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完善问责程序，公开问责过程，明确问责主体和对象，切实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营造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的浓厚氛围；同时，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加快领导失察问责制的推行，落实党政一把手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我们期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我们坚信，这是比单纯的官员道歉更重要的。     

我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问题及其出路

近年来,我国官员问责事件频频出现于媒体报道,官员问责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行政生活中的惯例,现代化的官员问责制似乎已经呼之欲出。针对这种现象,本文试图对照行政法学职责理论和国际上的问责制度的实践,对我国建设中的官员问责制度及其运行环境两个方面上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在本文最后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北京：首度将党委领导纳入问责等17则

3月22日，京版问责办法——《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明确党委和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     

行政问责淅行渐深

进入十月，“问责风暴”持续发力，又有数名地方官员相继落马。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说明我国的问责制正在演变为一种严厉的常态程序；法律专家也将之解读为问责制向“制度化，法律化”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     

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本文将从其法治化的角度综合分析，建议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发展框架，严格划分权界限，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确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中走向成熟

回顾“非典”之后5年多来一系列问责小件，政府官员的行政问责日益走向成熟，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进程中，行政问责制将但起历史的重任。     

官员免职成带薪休假？

从2009年开始，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从“下台”转为“上台”。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问责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此同时,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