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及其现代启示——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

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上,由直接过渡到迂回、间接过渡的转变;在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上,从排斥商品货币到利用商品货币的转变;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从消灭资本主义到不完全排斥资本丰义、利用资本主义的转变;在中心工作上,从强调革命、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是工作中心的转变。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重要启示。我们今天研究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论列宁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定义

列宁在为社会主义奋斗过程中,先后给出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这三个社会主义定义出台的历史背景不同,彼此间也在表述、结构和内容等方面有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宁给出三个社会主义定义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面对的对象不同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的深度不同。尽管列宁三个社会主义定义在表述、结构和内容上差别很大,但在逻辑上却又是高度统一的。深入研究和考察列宁的三个社会主义定义,对于正迈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的我们来说有着深刻的启示。     

生产力功能定位、升级与整合——兼评泛化生产力论

现代和未来生产力是人们认识、改造、利用和保护自然的综合能力。保护自然的能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必然产生的一种新的物质力量,是现代生产力功能扩展、完善和增强的产物。泛化生产力存在方法误区。应坚持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来界定生产力,注意把生产力同它的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对它的发展起作用的各种活动区分开来。     

从孙中山先生遗言谈到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兼论国际条件

今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中山公园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仪式,默哀时不禁想起五十九年前我在金陵大学上学,教务长美国人塞维奇不独不允中山先生逝世日放半日假,     

列宁经济思想的逻辑勘定——兼论列宁对《资本论》中经济思想的实践运用

列宁的经济学逻辑可集中概括为"一条线、三阶段、三部分"。"一条线"是列宁运用《资本论》于俄国实际的理论主线;"三阶段"则透显列宁经济逻辑的历史进程;"三部分"构成列宁经济思想的逻辑主体。依托《资本论》分析这些逻辑理路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完整把握列宁经济思想不可或缺的。     

列宁的“灌输论”及其现实意义

列宁的“灌输论”,即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从工人运动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把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斗争高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它同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一样,是在斗争中诞生,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斗争中,这一理论先是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所反对,后来遭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攻击,前些年又成为国内理论讨论的热点,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和否定,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和理论混乱。现在,澄清这一理论是非,恢复其本来面目,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一、“灌输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     

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及其启示

列宁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现实问题,而且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大众化问题。回顾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我们得到的实践启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处理好大众化与本土化、时代化的关系;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以学术化推进大众化;必须重视青年一代的理论教育工作,增强马克思主义对青年的吸引力;必须充分考虑群众的物质利益,在满足群众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论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

人物研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步骤.哲学史人物研究就是要将被研究者“客观还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被研究者哲学生命、精神生命和学术生命的“重生”.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方法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几种方法的“合力”会在一定意义上实现这样的研究效果.这个“合力”就是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即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统一、时间发展与空间拓展相统一、文本与话题相统一、主动创造性与客观逻辑性相统一.     

主体性及其批判——兼论阿尔都塞哲学

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寻找现实世界的普遍真理以获得人的现实解放,其关键在于抑制人的本能冲动,磨砺人的理性.启蒙所确立的主体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主体的本质.启蒙发轫于理性的自主运用,但理性主义的体系却扼杀了人的现实生命和未来希望,一切都成为必然.启蒙走向自身的背反,其根源在于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钵中之脑”的幻觉.阿尔都塞把主体性从幻觉中拯救出来,并扭转了哲学的提问方式,“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被逻辑地往前推进为“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而阿尔都塞通过揭示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批判性地考察了主体所身处的历史处境,这是对主体性的又一次启蒙.     

《太玄》与《周易》之比较研究——兼论扬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周易》作为儒学的一部分,在汉代极受重视。特别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古文献都成了“圣人”“微言大义”的“经典”,被抬到了只许顶礼膜拜、体会解释、不能有丝毫违背或不满的地步。稍有异议便会落个“非圣无法”的罪名,甚至惹下杀身之祸。而学习儒家经典却成为利禄之源。只要跟上一个老师,学通一经,就可以作为进身之阶。因此,从西汉中叶到末期,在一百余年间,知识分了都钻到极其浩瀚烦琐的儒家经典的章句训解中去。     

论个人破产制度——兼论个人信用体系之完善

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造成了破产法司法实践中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和个人信用状况恶化等问题。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有助于个人信用体系的完善、能保障信用经济的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通过建立和完善个人破产制度,即在自由财产制度、破产许可免责制度、事后监督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方面构筑基本框架,就能防止这一制度被滥用,从而促进信用经济的发展。     

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兼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关系

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实践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面临着如何认识社会发展动力、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发展等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是辩证的,中国化内含着现代化,中国化必须体现现代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现代化的统一。     

中国宪政发展趋势刍议——兼论中国宪政法院的建立

宪政治国业已成为世界政治潮流,我国宪政事业的发展不应置身事外漠然处之。为落实、监督、保障和促进我国宪法、法律的全面有效实施,应当建立强有力的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证。有人主张在人大内部附设宪法审查委员会;有人认为应当将人大法工委之下设置的法规审查备案室进行职能的扩充;也有人提议设立欧洲模式的宪法法院但又缺乏有力的说明和论证。本文审视了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主要法律审查模式,运用对比和实证的方法讨论了英式、美式、欧式等几种司法审查模式与中国政法制度存在的背景、制度、法治语境差异和同构性,认为欧洲宪政司法审查模式对创立中国式宪政法院(及其体系)具有可借鉴性。一并阐述了我国宪政法院建立的必然趋势及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社会意识学说及其现实启示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社会意识的能动性问题,至今仍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这要求我们回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里找寻理论资源。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对社会意识进行系统而深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社会结构“五项因素公式”中提出了社会意识两种形式的学说,围绕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社会意识的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列宁对社会意识的直接论述较少,但在探讨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实践观等问题时隐含着大量的相关理论,在整体结构中对社会意识做出定位和考察。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社会意识学说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启示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重视社会意识的能动性,深入探究社会意识的内部空间。     

TRM视角的企业法律风险体系及其辨识研究

风险的价值性催生了全面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的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要求对其体系和辨识进行研究。法律风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因其不当行为或不利的法律环境而导致其行为目的不达、成本费用增加、人身财产损失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法律风险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其结构构成不同,不同的构成部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法律风险辨识的方法主要有风险树模型、专家调查法和幕景分析法。     

浅析列宁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兼论中国共产党认知社会民主党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缘起

十月革命胜利前,列宁着重批判了“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从而避免了改良主义对俄国党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保证了俄国革命走向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着重批判了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沙文主义,从而避免了改良主义对东方国家共产党及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为东方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列宁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认知以改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列宁主义”的定义之争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基于列宁时代观的视角

列宁的时代观是对世界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基本状态作出的一般性判断,他明确地将时代问题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结合起来,赋予时代问题以鲜明的实践特色。列宁的时代观是贯穿列宁主义的逻辑链条,是打开列宁主义的一把钥匙。在时代观视阈下考察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之争,可以看出,二者在时代问题的把握上、在列宁主义时代观、列宁主义的理论渊源及理论使命上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是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定义中对农民问题的突出强调,抓住了列宁主义中最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部分,并没有降低列宁主义的国际性。因此,季诺维也夫的表达更加合理。斯大林的定义,夸大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湮没了内含于列宁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导致了苏联和各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主体自觉性的长期缺失。尽管如此,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指导下的共产国际使中国共产党免受改良主义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当然,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国际性的扩大化强调,也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妨碍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主体自觉性的生成。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一定意义上正是中国共产党扬弃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观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主体自觉性提升的体现。     

苏联官僚主义的成因及其启示——兼评当代托派官僚理论

官僚主义有其客观根源,在工人运动中已初现端倪。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两难困境--民主与专政的两难、经济后退与政治集中的矛盾,表明了纵容官僚主义的主观失误背后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社会主义孤立在落后一国所决定的生产力落后成为官僚主义的深厚土壤,使上述纵容官僚主义的措施不仅得不到及时中止,反被纳入官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官僚主义之客观根源是托派官僚理论的优点,但托洛茨基由此走向历史宿命论则成了谬误。托派的根本理论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官僚主义的改革提供切实的方案,但我们能从它对官僚主义成因的揭示中获得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