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

新技术革命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本文探讨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这一主题,在描述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来临的基础上,回顾了政府治理变革技术基础的历史,进而评述大数据与新智能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的研究。     

地方政府机会主义: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重要的政治设计,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治理议题;消解国家治理现代化亟需的政府公信力、降低国家治理现代化顶层设计的效度、磨损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的规则文化显现出地方政府机会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地方自主性的扩展、考核制度设计的偏差以及试点与容错的常态化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的生成;治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需要进行多重制度优化。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大数据时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技术治理 ——兼论技术治理的边界与限度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技术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大数据集成能够实现事件信息的高效采集与分析,"大数据+计算机仿真模拟"可以用于疫情预测分析,"大数据+舆情挖掘"能够作用于舆情引导和心理干预,"大数据+新技术"能够助力于事件的疫情防控与资源调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技术治理中,我们要积极推动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也要注意技术治理的边界和限度。     

协同视角下的湖泊水污染治理——以鄱阳湖水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我国湖泊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在湖泊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协同不力,表现为湖区地方政府行政分割、各自为政,过于依靠行政手段,社会公众参与不足。其原因为:治理模式陈旧,协同治理的动力不足,统一管理机构缺乏权威性,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不完善。因此,应加强湖泊水污染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强化政府考核与激励机制,建立符合湖泊水污染治理特性的管理机构和协调机制,加强湖泊水污染治理的信息平台建设。     

纵向介入何以破解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基于案例比较的探索性研究

受属地管理体制、地方保护主义和宏观治理情境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间协商存在一定程度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和行而不果等责任转化难题。针对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现有研究多围绕横向府际关系进行分析,较少关注纵向治理体系对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规范价值与约束作用。运用案例比较法,通过对纵向介入促进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的责任转化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介入选择和干预力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间协商的文化情境、制度架构与行动过程,对破解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级政府通过政策文件、领导参与等方式开展话语建构,引导地方政府在协商合作中树立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体负责观念;二是上级政府凭借组织权威完善地方政府间协商的制度架构,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地方行政主体在集体行动中承担的差异化治理职责;三是上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与过程监督,能够有效约束地方行政主体的治理实践,增强地方政府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职责履行效力。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遵从与变通：煤矿安全监管中的地方行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在重特大矿难事故频发的同时,地方瞒报等虚假治理现象也非常突出,成为中国煤矿安全监管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引入了一个有关地方政府治理选择的模型,集中分析煤矿安全监管中地方官员基于成本-收益原则与中央与地方之间委托-代理关系基础上的行为选择;通过比较地方政府虚假治理和诚实治理的成本和收益,揭示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选择的因素及其作用过程。结论表明,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虚假治理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成为地方的普遍选择,为此,需要进一步改革和调整中国煤矿安全监管制度,强化国家制度建设。     

政务微博的崛起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与对策探讨

政务微博因其具有开放性、互动性、时效性、公共性等特点,在为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为其带来新挑战.一方面,政务微博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回应力、执行力、领导力、廉洁力和处突能力.另一方面,又因党政机构政务微博的职责不清晰、公务员新媒介素养的缺失、政务微博与网络新旧媒体的契合程度不高和政务微博存在运营安全隐患等问题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发展政务微博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一是要强化政务微博与政府治理能力的内在联系与契合度,二是要加快政府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三是要加强政府主导的多元合作共治,四是要优化政务微博运营环境.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行政审批局模式的适用性探讨

行政审批局作为近年来行政审批服务领域政府创新的重要举措,备受关注,在一些地方风靡起来,同时也饱受争议。作为地方的大部制改革试点,行政审批局模式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些特性。而整体性治理不仅是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变革,还需要建立在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等一整套运行机制之上。行政审批局模式目前还只是一些地方市、县的积极探索,没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上级相应机构与之进行对接业务,因而并非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标准范本,地方政府不能脱离本地区经济社会状况而盲目跟风,必须因地制宜。对于已经采用行政审批局模式的一些地方,可以结合整体性治理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改革完善。此外,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机构衔接整合、信息平台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对农民上访行为的法理思考

对农民的上访行为,从法理角度看,反映了国家在农村贯彻法治型治理中面临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国家和农民都需要法治,但因沟通环节的局限因素,使信息的交流不对称。提高地方政权对农村的依法管理能力,发挥地方权威在农村自治领域的合法作用,协调法治与自治的关系,是现有条件下,克服国家和农民之间信息交流障碍,提高治理效果的现实途径之一。     

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及其提升

对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要从目标、运行机制、行为和结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这几个维度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的绩效。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构成,其提升过程中具有以下难点和挑战:导引不足,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贡献不彰,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技术系统缺乏协同,存在系统融合问题;公众参与不足,效果不佳;缺乏系统监管,影响治理效能。因此,应加强政府数据治理的战略和政策支持,优化行政生态环境;强化数据信息链的绩效贡献,重视数据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技术平台的系统融合,挖掘技术协同的绩效动能;注重公众的参与和体验,实现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构建政府数据治理的全方位管控体系,提升数据治理的绩效。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中国“数字政府”的政策演变——兼论“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关系

在政策概念上,"数字政府""电子政务"二者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目标、任务和手段的概括与总结,反映了不同的政策内容。近四十年来,中央层面相关政策演变可以分为三条主线,即对系统、规划与管理的顶层设计,由分散向统一转变的工程规划和城市试点,以及由互联网技术转向互联网思维的信息服务与监管。地方政府治理的数字化也在不断推动模式创新与体制转型。总体而言,政策演变的特征可以总结为核心目标、顶层设计、政策议题、业务架构以及技术基础等五个方面。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决策比较

地方治理决策作为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受到地方治理实践与传统的影响.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实践与传统不同,导致了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决策不同,具体表现为:美国地方治理决策文化是资产阶级决策文化,受到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文化是无产阶级决策文化,受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主体的决策参与意识、决策能力与决策独立性要高,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主体的决策参与意识、决策能力与决策独立性相对要低;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体制是多中心决策体制,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体制是单中心决策体制;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以公民和社会职能为导向,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以政府和经济职能为导向.     

信息控制、道德风险与治理

道德风险及其引发的信息控制问题是理解国家治理模式的主线。为规避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道德风险,组织需要通过治理设计进行信息控制,以达成治理目标。在此意义上,治理被视为一种纠偏机制,一套在信息传递的纵向和横向通道内防止信息失真的保护机制。因此,信息控制方式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以信息控制的分析框架来透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不但能清晰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三种国家治理模式的优势与困境,而且为现阶段国家治理的研究提供一条有益的研究路径。     

网络世界的合作治理:服务型政府的选择——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网络世界随着中国民主治理改革的深入发展,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公民意识觉醒,民主程度日益加深,加强网络世界合作治理和网络公共服务职能将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课题。为此我国各地展开了网络世界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实践探索。本文以南京市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对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之实践现状进行考察。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实践与居民的社区志愿参与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应根据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治理特征和价值取向,针对我国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实践存在的问题,培育居民对地方服务型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不断促进网络世界居民社区志愿参与和志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