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向

纵观一个多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由前期公共行政学走向后期公共行政学,再发展为近期公共行政学,即公共管理学。这既是公共行政学自身逻辑展开的结果,也是为了适应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改革要求而做出的一些积极回应和调整。虽然就范式来说,还没有实现根本转向,但公共管理学蕴含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形态,即服务行政范式。只有服务行政范式占据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才标志公共行政学真正实现了范式转向。     

中国行政哲学研究:主要议题析论

进入本世纪以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行政哲学的研究日趋繁荣,相应的研究成果体现了行政管理学发展的主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政管理学走向自觉和成熟,对促进有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发挥了积极意义。文章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对近十余年来中国行政哲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反思,从"中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行政管理研究中的公共性理论"、"行政管理研究中方法论意识的觉醒"及"中国行政学理论及构建服务型政府"四个题域,对中国行政哲学的主要议题展开论述,这对学科现有框架的勾勒和进一步发展的设计不无裨益。     

范式之争:新公共管理理论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引领了一大波政府的改革活动,也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新公共管理"由此被许多学者看作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范式,相反的意见亦多,由此引发了持续十年多的范式之争。反思过去十多年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新的发展,从范式评判的标准出发,以范式问题、范式的理论支撑、实践中的范式检验、范式的时间检验和范式内部统一性等五个维度重新审视和定位"新公共管理",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公共管理"是一种理念而非范式,并没有冲破传统公共行政的范围。其依据是新公共管理忽视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支撑饱受质疑,其理论倡导缺乏适用性,其理论缺少内在统一性,以及"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冲击。     

改革开放40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现状、 困境及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相同步,与变化莫测的国际风云和国际潮流相伴随,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社会哲学"研究范式、"人学研究范式"和多种研究范式。文章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发展现状,审视"社会哲学"研究范式和"人学研究范式"两种主要研究范式发展的逻辑必然、反思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超越和扬弃两种研究范式要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构建个人与社会"互构谐变"观,实现个人与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良性互动和有机融合。     

公共管理范式转变的反思——基于风险社会理论面向

风险社会实际图景交织的高度复杂性和深度不确定性给公共管理的"优良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风险社会视野下历史地考察公共管理范式,其演进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质,即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范式"与"天灾",工业社会的"管理行政范式"与"外部风险",后工业社会与高风险社会的复杂交织呈现出管理行政的"无能"。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多重面向复杂交织的图式中,传统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诡异"碰撞带来的风险考验,致使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着高度风险。风险管理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由服务行政范式取代管理行政范式才能走出风险社会的困境。     

经济转型与公共管理的范式变迁

中国的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与社会关注的焦点从集体转向个体,个体所受到的激励以及个人潜能的发挥将成为经济演化的本源。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管理个体,这对传统的行政管理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转型的过程中,行政管理的领域、职能、手段以及所依赖的技术背景都呈现着一种演变,我们如何把握这种演变的路径,就成为我们探索新的行政管理范式的核心。以经济转型为背景,结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个体特质的转变和宏观经济状况对政府管理的内在要求,研究并提出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公共事务中运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反思"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的观点

公共管理(学)研究,是在扬弃(传统)公共行政(学)观念和行政改革实践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目前各国行政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具体就我国特定的历史情境而言,笔者认为由于国内行政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公共性"不足和"行政"研究的相对不足,以及中国行政现实的需求,"公共行政"研究应成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对"公共管理"概念、理念、模式的引入与研究应相当慎重,公共行政学的科学价值与学术地位不容动摇.     

略论新世纪之初中国行政学的发展

本文从行政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中国行政改革对行政学学科发展需求的角度 ,分析了世纪之初中国行政学的学科发展趋势 ,它包括行政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系统化、学科研究的基本目标取向、学科方法论的发展、行政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应用性、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等内容     

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

本文考察了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行政学）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所出现的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具体评述了每种研究“范式”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基本特征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劣。作者力求表明,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主题、方法和理论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管理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代国内外变化着的公共管理的现实尤其是转轨时期我国公共管理的现实,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趋势,拓展行政学的研究范围,转换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改变原有的理论形态,以便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公共管理实践服务     

从行政学的历史中解读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方向

行政学的产生是与“管理行政”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是政府社会治理方式从统治向管理转化的结果,是关于“管理”的科学。行政学作为一门科学被提出来,是威尔逊、韦伯等人的贡献。这门科学的基本特征是片面的科学化技术化追求。对于中国的行政学研究来说,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西方行政学的学习和借鉴上,需要根据中国的“服务行政”模式去进行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需要通过研究中国的实际来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发展的紧迫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发展向何处去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的融合为基点,是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概括,对我国行政改革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处于全球化时期的中国政府,要以先进的行政理念重塑政府行政,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府行政范式,就必须在改革中实现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规则为中心,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从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的转变,实现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型。     

批判性研究:行政学领域亟待拓展的研究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政学研究得到恢复以来,我国行政学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研究范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社会学科学中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受到广大行政学研究者的忽视,研究者的批判精神乃至批判意识普遍缺失.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借鉴西方批判理论的合理成分,主张行政学研究要通过合理的批判介质,建立自我反省关系;在开展实证研究的同时应当注重价值问题的探讨,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运用"总体性"的方法,展开对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的总体性批判.这有助于我们形成并拓展批判性研究的思路.     

对中国行政文化范式的分析

根据中国行政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性及其本身的特点 ,中国行政文化大体可分为伦理型行政文化范式、制度一伦理型行政文化范式、准法治型行政文化范式 ,目前中国行政文化的范式属于准法制型行政文化     

超越风险和灾难:新世纪中国行政管理范式需要生态转型

面对新千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技术、环境风险甚或生态灾难、社会冲突，中国行政管理范式需要谋求一种更具安全性的转型。其逻辑在于用更注重协调平衡、总体稳定和可持续性的生态理性修正长久以来单一的经济理性。这种贯彻生态理性的行政管理范式对新世纪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议题和建设实践有着较强的适应性，具体表现在新范式适应当前国内新安全议题的本质要求，适应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适应国内生态文化建设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转型、政治发展的要求，适应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塑造建设性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要求。这种新范式的推行还面临着重大挑战，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环境议题的主流化甚至政治化，建构一种适当地整合环境价值的政策分析方法，建立全社区或社会层面的环境教育与环境培训机制。     

当代中国的户籍分层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原始数据,本文以个人户口性质为自变量,以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为因变量,并将其操作化为个人月收入、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以及最高受教育程度,在此基础上,对户籍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差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经历了六十年的改革和变迁之后,户籍仍然是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差别的重要因素,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别,仍然都与户口性质密切相关。户籍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差别黏附性,从公共行政学的视阈出发,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奉行的"管制行政"的理念和模式。因此,要消除户籍与社会差别之间的关联,就必须从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和模式入手,实现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公共行政120年:从"双螺旋演化"到"治理的绩效管理理论"

在行政学120多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学派的争鸣,仅仅是在不同时期管理主题变动下研究潮流的变迁,这种变迁可以凝练成一个以政治-行政两分的"威尔逊-韦伯"范式为轴心、以时间、历史事件和学科厚度为坐标系的"呼吁行政"与"改造行政学"交织演进的双螺旋模型.在螺旋演进中,形成了研究潮流A、B、C、D、E、F.在未来的20年,我们将面对潮流G的冲击.鉴于第一、二次明诺布鲁克会议推动、预示了潮流E、F的到来,我们在统计分析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资料的基础上预测了研究潮流G将会是"治理"+"呼吁"+"改造"≈"治理的绩效管理理论".     

知识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范式的危机与变革

官僚制范式适应了 1 9世纪以来大工业生产对政府职能和效能所提出的要求 ,成为 1 0 0年来公共行政的主导范式。知识经济的兴起 ,使官僚制范式的内在局限性和不适应性暴露出来 ,公共行政范式的危机表现出来 ,公共行政范式处于变革时期。本文尝试从五种行政改革模式讨论对官僚制范式的调整 ,这些改革模式与实践通过放松官僚制范式的基本原则 ,局部缓和了范式危机 ,但并没有实现公共行政范式由官僚制向民主制的转变     

美国行政伦理的逻辑演进与范式拓展

行政伦理包含制度伦理与人员伦理两方面内容,它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是政治中立理论应用的逻辑结果。美国行政伦理奠基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80年代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90年代行政伦理研究进入了价值整合阶段,拓展出"体制价值"、"公民道德"、"社会平等"、"政策伦理"与"伦理教育"等取向的研究类型。行政伦理困境的根源在于缺乏一致的价值原则和道德基础,而要突破行政伦理研究困境,就应当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坚持实践的原则,从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寻求有益于实现"人性价值"与"制度价值"的因素,实现"正义与善"的结合。     

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式观--一项经验研究

以经验事实为依据,勾画出了指导当代美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式观.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有关公共管理领域是否具有知识核心及其与学科的发展之间的相关性的争论正越来越不重要,因为答案已经显现.重要的是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应具有清醒的学科自我意识以及对现有的范式有更为清晰的把握.公共管理学科对本领域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的自觉意识能够给本学科提供更为清晰的研究焦点,能够提升澄清谬见的敏锐性,进而推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