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 ,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 ,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 ,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 ,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 ,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 ,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时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超利避害的人之本性，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的原因

刑罚观念的转变和对刑罚功能局限性的认识,刑罚谦抑性以及刑罚经济思想成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理论溯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现实根基和强劲支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必要性.     

从“应得的惩罚”原则看我国的量刑原则

“应得的惩罚”的量刑原则主张刑罚的首要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实现刑罚的公正性、一致性,保护公民的安全。这种正视刑罚的惩罚功能、注重对社会和被害人保护的观念对于我国刑法理论界过分追求刑罚的功利主义,为刑罚加载诸多不能协调之目的,导致刑罚的本质功能不能很好实现的情形,应当是一种有益的反思。     

试论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

探究刑罚惩罚犯罪目的的价值、刑法学界否认刑罚惩罚犯罪目的的原因以及我国刑罚惩罚目的的历史根源和伦理基础。刑罚惩罚目的是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刑罚目的的必然要求。刑罚目的应以通过刑罚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目标。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强制改善功能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固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未成年犯罪人也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的受害者,是犯罪的载体。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应尽可能褪去刑罚的惩罚色彩,将社区矫正作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主导处遇模式;根据“教育、感化、挽救”的柔性司法方针,进一步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功能从监禁矫正和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功能调整为强制改善功能。这将有利于增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正当性与科学性,逐步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个别预防论的四大立论

社会责任论、社会防卫论、人身危险论与保安处分论是个别预防论的四大基本立论。社会责任论构成刑罚的基础 ,它以犯罪必然论与犯罪非自由意志论为前提 ,其实质在于否定道义责任论 ,主张存在决定论 ;社会防卫论是对刑罚的渊源的解说 ,它主张社会生存的需要是刑罚权的根据 ;人身危险性是刑罚的重心 ,其决定着刑罚的运用的正当性 ;保安处分是刑罚的补充与扩张 ,与刑罚共同服务于社会防卫的目的。     

论刑罚对毒品犯罪的威慑效应

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之一,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威慑罪犯不再犯罪和警示他人不去犯罪是刑罚的重要目的之一。目前我国毒品犯罪形势愈加严峻,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通过不断完善刑罚来提高对毒品犯罪的威慑作用。在研究了刑罚威慑的特点、产生的条件以及削弱刑罚对毒品犯罪威慑效应的因素后,探讨通过不断完善刑罚以更大限度的发挥其对毒品犯罪的威慑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刑罚功能有限论下的刑事和解之必然性

过于迷信刑罚在应对犯罪方面的功能被实践证明是无益的。当今社会,刑罚的功能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罪犯的再犯率仍然居高不下。刑罚轻缓化必将成为当今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刑罚之外引入其他要素来应对犯罪,则显然十分重要。在犯罪的处理过程中,引入加害人、被害人、社区之间的和解机制,是在刑罚作用衰退背景下的必然要求,这当然要求改革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     

个别预防的四大立论

社会责任论、社会防卫论、人身危险论与保安处分论是个别预防论的四大基本立论。社会责任论构成刑罚的基础，它以犯罪必然论与犯罪非自由意志论为前提，其实质在于否定道义责任论，主张存在决定论；社会防卫论是对刑罚的渊源的解说，它主张社会生存的需要是刑罚权的根据；人身危险性是刑罚的重心，其决定着刑罚的运用的正当性；保安处分是刑罚的补充与扩张，与刑罚共同服务于社会防卫的目的。     

对犯罪"应受刑罚惩罚性"的理论再思考

"应受刑罚惩罚性"是学界普遍认可的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对该特征的理论精髓却缺乏深入的剖析和阐释.笔者从确认其刑法地位入手,分析了该特征的深刻意义,并进一步提出了认定是否应受刑罚惩罚的具体标准.     

略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刑事立法完善——以现行刑法罚金刑适用为视角

刑事法律是保证公司社会责任的最后配置,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一道形成对抗公司违法乃至犯罪的天网。公司社会责任,在一定意义上需要通过公司刑事责任得以最终实现。因此,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意味着公司犯罪刑罚的加重。完善我国公司刑事立法的建议是：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使公司刑事责任等同于自然人刑事责任;加重刑法对公司犯罪的刑罚;加重责任人员刑罚,加大罚金刑和自由刑并用。     

论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

刑事执行作为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对应的实践形态,在国家刑罚权实现的整个链条中居于最后一链,具有集合和终结的意义。我国目前刑事执行观念上的偏狭以及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问题。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结合刑法修正案（八）探析我国刑罚结构改革——以刑罚轻缓化为视角

我国刑罚结构是以死刑、自由刑为中心,属于重刑结构。刑法修正案（八）彻底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在完善刑事处罚体系,对刑罚进一步轻缓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此次修法也给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带来一些新问题,因此,还应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削减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罚金刑的地位和增设轻刑刑种等,对刑罚的设置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与矫正

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论生命科技刑事责任的功能与我国刑法之完善

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在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其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当前，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现有的刑罚体系也远不适应打击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补救。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查证若干问题初探

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审查与确定,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以及是否适用死刑等问题。在对证明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种类作出分析,并探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困难的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审查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对策。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拘役刑的完善

拘役刑作为短期自由刑的一种,是刑罚种类由轻到重过渡的桥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拘役刑的适用率普遍较低并且增速缓慢,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拘役刑的主张.这种现状与当前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是极为不符的,也违背了当今世界刑罚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应当对我国的拘役刑进行完善,使其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刑罚种类.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保障,必须完备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体系,即选择适用准确、补救措施得当。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