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多元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

法律多元理论是西方法律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引入中国后,对中国的民间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律多元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不对国家法/非国家法作二元对立的分析,而是强调在具体场景中对二者复杂互动关系的具体观察。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经典的国家法/非国家研究中二元论的限制,将中国有关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关系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博弈论视野下的民问法与国家法——从埃里克森和小波斯纳的学术贡献切入

埃里克森和小波斯纳的共同点在于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工具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只不过一偏实证调研,一偏理论推演。通过在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谱系中分析埃里克森和小波斯纳的学术贡献和理论推进,考察博弈论视野下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并运用上述思路讨论了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两个问题。     

论民间法范式的哲学渊源

民间法范式的哲学渊源主要是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这些观念构成了民间法大厦的一个理论来源,在与国家法律进行对比性的研究中,哲学渊源是界别二者关系的主要依据和体现民间法的合理性基础的标准。     

对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探究

1999年 9月 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三起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偿诉讼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接连依照法律程序向日本政府索偿，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因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及国内法众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反映了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当代国际法学发展的趋势。笔者仅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     

初论民间规范对法律方法的可能贡献

民间规范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制度事实”,对法律方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基于此种问题意识,对民间法可能对法律方法的贡献的研究,应该是有益的。由于司法活动中的法律方法多样,这里只对法律方法之于法律渊源、价值(利益)衡量、判例和判例法形成方式、法律论证的可能贡献做出了简要的描述。可以肯定,民间规范对其他法律方法也一样会有可能作用。对此,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逐步探讨。     

民间法司法化之实践:法律论证的进路

就民间法的研究现状来说,民间法与国家法关系的问题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民间法研究的重心,而近年来出现了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问题——民间法的司法运用。本文认为法律方法作为司法过程的一个基本进路问题,必也将成为民间法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但目前学界对民间法的司法运用问题研究较为缺乏,文中通过运用法律论证的手法对此问题做了简要的论述。     

刍论民间法对法律方法的可能贡献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张力由来已久,其紧张关系体现并爆发于法官的办案过程中。作为认识论的民间法依赖并附着于法律方法而生,又为法律方法之鲜活提供养分;而作为方法论的民间法则与法律方法同为方法论,在法学研究方法的博弈中,构成对立统一和互补关系。本文试图从民间法作为国家法之外实存并运行于中国当下社会的规范或秩序的认识出发,探讨民间法与法律方法间的辩证关系,为在司法过程中实现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有效融合和互动,实现法治原则下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有关民间法对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可能性贡献的些许思考。     

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研究

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自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主义认为,在国家法之外,存在着"一系列大量的法律规范散布于社会之中"。法律多元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形成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国家法和民间法这种二元架构,构成了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近现代以来国家公权力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格局。改革开放后,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乡土社会一定程度上得以重建并发生新的变革。我们应充分发挥民间习惯的作用,使国家法起到一种连接各个分散的民间习惯的作用,最终形成国家法与民间习惯的良性互动。     

民间融资存在的现实和法律基础分析

民间融资是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其存在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我国对民间融资的研究却相对短暂,并没有将民间融资系统的纳入法律轨道,法律规制很不完善,甚至将民间融资等同于非法融资,较长时间内都被严厉打击、取缔。在现实经济环境下对民间融资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分析,总结其法律特征、揭示其本质,分析其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给予其合法地位对民间融资健康快速发展有着现实意义。分流了一些原本需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来解决的资金需求。     

民间法：法律的一种民间记忆

法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 ,在国家法之外存在着民间法和民间秩序。在中国 ,民间法应指既非有权制定法律的机关制定 ,又非有权制定法律的机关认可 ,但为一定范围的人们所普遍遵从的行为规则。中国民间法存在于家族制度、神权观念、民间性组织制定的规范、风俗习惯等多种渊源之中。在中国民间法通过多种方式或途径被接纳 ,其中包括公开的以一般性条款进行立法接纳、国家法对民间法中的具体制度予以吸收、行政与司法机关的暗中妥协、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以及默许。市民社会在中国的逐步形成为民间法的进一步生长提供了气候和土壤     

超越“传统与现代”：法律多线现代化

相关研究或明或暗地将“传统与现代”作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重要区别。然而,民间法与国家法都是各自以一种进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并都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不断变迁以适应现代社会,都有自己的经验、理性和正义观,都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都有传统性和自己的现代性,都有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国家法与民间法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和承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混杂。将国家法和民间法作现代与传统的区分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在法律多元的社会中,法律现代化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各自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的多线现代化。我们应当引导民间法的现代化,确保民间法现代化与国家法现代化的协调,确保正义的弘扬和社会的和谐。     

民间法与裁判规范

裁判规范是法官在司法中援引或运用一定规则以直接适用于个案的规范。裁判规范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官援引一定规范所直接形成的裁判规范；另一种是法官运用一定规范而构造的裁判规范。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既可以被法官直接援引作为裁判规范，也可以被法官作为构造裁判规范的“原材料”加以运用。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有一些制约性条件，需要法官识别民间法，也给法官增加了论证义务，以便使民间法作为裁判规范或者以民间法为据构造裁判规范时，获得当事人及其他社会主体的接受。     

论民间法与纠纷解决

一切规范的存在,都是为给纠纷解决预备一套方案,民间法也不例外。文明时代的纠纷解决方式,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是司法诉讼方式,其规范运用的特点是以法律为主,以民间法为辅,即使在司法调解中,也保持这一特点。另一种是诉讼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如调解、仲裁等,其规范运用的特点是在法律、民间法的选择上,难分彼此,说不上谁主谁辅,在这种纠纷处理中,当事人本身具有规范适用的选择权和权利处分的选择权,这就使规范的运用要灵活得多,更多时当事人之间还通过主持人自己协商处理规范——制定纠纷解决协议。第三种是私力救济,它可以分为启动形式合法的私力救济和启动形式非法的私力救济。在私力救济中,其规范运用反倒是以民间法为主,国家法最多只为辅助。如上情形的出现,乃是因为司法的目的是为了判断是非,而诉讼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以及私力救济解决纠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平息矛盾。     

汉语歇后语的法律文化概观——以《杂纂七种》为中心的分析

歇后语是俗语的一种。纂辑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杂纂七种》中的歇后语,有许多属于法律范畴或与法律相关的内容,涉及到刑事法、民事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对应于现代法律部门的各色法律现象,反映了当时人对法律及其运行状况的体验和认识。歇后语中涉及法律事务的,多是引子,有时注释也涉法。歇后语反映当时社会的主流法律意识和观念倾向,尽管它对某些法律现象的反映有滞后性,个别歇后语也有不精确的情况存在。     

人情：传统司法适用民间法的进路——基于涉及“招夫养子”习俗之诉讼中批词与判词的考察

＂招夫养子＂是从宋代即有文献记载的民间习俗,从有关＂招夫养子＂诉讼的批词和判词来看,在中国传统司法中是直接适用民间法,把民间习俗当作＂法＂来对待的。在古代中国,习惯法作为一种法律渊源,是以＂人情＂为进路进入到以＂天理—国法—人情＂为总体适用规范的国家司法之中的。     

论民间法研究的犬儒主义色彩

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权力尽管对学术的控制全面放松了,但其仍然时刻保持着侵入学术的可能。法学学术面对这种政治情势形成了一种既试图回避政治禁忌又试图迎合学术体制的犬儒主义生存策略,而民间法研究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生存策略,民间法研究者无疑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有着一种清醒的意识,但其仍然回避了关键的政治性法律实践问题,而在比较安全的去政治化的法律实践领域大力挖掘学术资源。民间法研究者还在既中立客观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绝佳外表下不恰当地将这种片面化的学术研究放大到法治建设的全局性地位,为其进行精致的正当化辩护。民间法研究者最终通过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策略能够达到一种犬儒主义效果:对学术无能的不自知、对逃避政治现实的自我说服、对学术繁荣的自我陶醉。     

刑法的认同:问题、方法及机制——由一个重婚习俗引发的思考

在青海省的回族和撒拉族聚居区,近年来重婚习俗重新抬头,致使《刑法》第258条在该地区无法得到普遍认同。在刑法获得认同的方法上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规则论与决断论相结合的思维模式,无法实现刑法与民间规则的有效对话,且易在解决刑法认同问题上制造障碍。从青海省回族和撒拉族聚居区重婚习俗的运行情况来看,引入具体秩序论的思维,通过司法在国家制定法与民间规则之间建立沟通机制,是刑法获得认同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表明刑法认同在本质上首先应当是一种文化认同。     

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批判性理解——兼论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

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同时具有促进和制约研究的辩证属性,因此需要对概念进行反思。“习惯法”、“民间法”这两个概念对于挑战和批判“法律中心主义”具有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习惯法”、“民间法”概念定义过于宽泛,使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能很好地对不同性质和不同运作方式的规范进行必要的区分,从而导致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局限性。在法学研究中,可以尝试用“社会控制”概念来弥补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不足。     

解决民间纠纷的立场定位与路径选择——从两则案例说起

民间纠纷的解决影响到我国法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民间纠纷应当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兼顾社会的复杂性和“地方知识”的特殊性,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理性沟通实现二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妥协、让步、合作与支持,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