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野下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是政府管理体制架构中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主体。善治的合法性、回应与责任性要素是对地方政府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而当前,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由于治理结构不合理,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公众参与不足,导致回应力的薄弱;利益矛盾冲突多发,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因而,在善治的视野下,就应积极构建高效的合作机制、有力的回应机制与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改善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     

我国社会矛盾调解治理模式创新研究——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经过积极探索,各地形成了多种社会矛盾调解治理新模式,对于促进地方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社会矛盾治理创新模式仍然存在制度创设不足、控制为主、治理成本高及人治化、运动式色彩浓厚等问题,根源在于社会矛盾治理的理念落后、法治化治理模式不足和政府治理转型不够,部分抵消了社会矛盾治理模式的效果。为此,要积极构建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模式,完善民意诉求和利益表达机制,积极推进依法治理模式,改变人治和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而政府自身的治理转型是完善社会矛盾治理模式的根本。     

国家治理创新视阈下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四大困境:一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二是村民自治异化为村"两委"自治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三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仍然比较缺失;四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仍然没有根本形成。鉴此,需要采取以下应对举措:一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努力建构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多中心协商对话机制;二要完善社会参与,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三要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建构农村基层社会互助合作机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还需要坚持四个原则,即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坚持农民权益至上、农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坚持依法治理、规范治理的原则。     

协同治理：生态警务治理的运行逻辑及实践进路

生态警务作为近年来公安机关为生态治理创设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毋庸置疑,其中涉及的上下联动机制、多元主体协作及利益联结机制是对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创新。从生态警务的运行逻辑而言,作为生态治理中的全新治理机制,经历了从治理秩序吸纳到融合互构的过程,在生态警务涉及的多元主体治理中,其资源整合和利益分配也可以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得以解决,而其治理行动也经历了从行政主导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过程。鉴于此,我国的生态警务治理需要在完善治理体系、创新工作机制和刻画治理图景上进行深入实践,在引进多主体参与式治理的基础上促进治理势能向效能转化,构建生态警务治理共同体。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机制浅析——从治理主体利益定位的角度

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结构,城市治理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体系结构,在城市治理的环境中,政府与其他组织和市民社会共同参与管理城市.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必须协调政府内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关系,通过确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整合不同的利益关系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给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提供了权力空间与发展契机,但同时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利益分化与风险,也给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和诸多挑战。应对压力迎接挑战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图景,建立在权力制度化和民主政治语境下的"相互协调制"是对这一压力和挑战的恰当回应,为转型期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着力优化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功能

中国地方政府是地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为重要。，在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展开科学执政、民主行政与理性施政，以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平抑公共；中突、保障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优化地方政府治理，就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民主治理理念，强化“法治行政”的制度化治理素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整体性改革，优化利益均衡实现的公共政策过程，提升政府综合治理的技术化水平，建设具有公共协同性的行政文化。     

制度、利益和风险:地方公共事务选择性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基于滨州市棚户区与城中村改造的比较

协商治理是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而出现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协商治理的方式,总体上是地方政府的一种选择性治理方式。制度、利益和风险是影响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主要因素。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包括协商民主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利益是重要驱动,各参与主体要在权衡利益得失后选择是否协商。风险是当前需要关注的现实因素,特别是公共事务与社会稳定间的关联。协商治理将成为公共事务的日常处理方式。     

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浅议

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是近几年来学界、政府与公众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要进行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有两大原因：一是全球化带来规制变化，推动民族国家以及地区构建更具竞争性、适应性与应变能力的治理制度；二是公共治理理念变化推动各国政府改革陈旧的治理制度与方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公共治理转变与制度创新都是从基层开始的，地方政府在治理转变过程中居于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地位。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政策网络的分析

网络是公共行政研究中分析治理概念的核心所在。治理的网络内涵意味着“治理”并非政府所独享,而是与其他组织形成一种政策网络,共同分担治理的责任。与地方政府相比,地方治理有着明显的改变,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在治理上的转变。当前许多地方治理是政策网络的形式,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是相对于市场和科层体制而言的,但其自身也存在局限性,因此,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摒弃传统的科层制。     

地方治理：研究发展、趋势特征与未来展望

我国正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地方治理的主题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地方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农村社区化中基层政权能力建设；在城市基层政权方面，地方治理表现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力量的发育；在政府间关系方面，城市群与区域发展需求将协同治理提升到新高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治理必然是在农村、城市及其二者关系的变革中前行，这是个利益格局重塑的过程，关键在于将治理理念转化为政策工具。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资源的配置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地方治理视角下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对于行业协会与政府的互动的探讨,不仅为地方治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改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提供经验。本文通过对行业协会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分析和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现状的分析,认为行会与地方政府之间有效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本文从"嵌入型自主"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借鉴意义入手,简要回顾了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商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如何克服之前政商关系的弊端,打造新型政商关系,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求虽然只有"亲""清"二字,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商关系不仅仅是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不仅是关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商关系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是检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只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社会治理四者立体联动,综合发力,新型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2016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测度与分析——以内地292个地级市为例

研究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测度。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级市政府的治理现代化程度从某种层面上表征了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本文以内地所有292个设区地级市为样本,建立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测度指标体系,运用标准离差与指标法测度2016年地级市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3个主要特征:一是,我国东、中、西、东北等区域之间地级市政府治理现代化推进程度不均衡,各地差异明显,从高到低排列,地级市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分布趋势;二是,个别来自中部及西部的地级市,其治理现代化水平很高,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大亮点;三是,地级市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因此,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综合施策:既要积极借鉴东部等地区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共性经验,又要充分发挥治理现代化水平较高地级市的示范作用,还要加快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多中心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转型——基于治理模式二维划分的实然分析

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在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足的同时也不断制造着社会成员内部的怨恨与不满,伴随着社会主体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断裂,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宣泄和表达着社会群体利益损失催生的不满和怨愤的同时,也冲击着正常的社会秩序,质疑着各级政府区域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本文试图在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审视当下各级地方政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图景,通由经验观察和分析,大致归纳出现有治理模式,并论述现有缺陷型寡头治理模式的不足,进而提出在多中心视阂下锻冶和促生新的治理模式。     

农村环境抗争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危机

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是导致农民群体抗争呈现出暴力特征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表现在:利益结构的失衡、政府能力危机和信任危机;地方政府因各种利益问题而忽视、拖延和压制农民的环境诉求;地方政府在整合不同利益群体、保持政府中立性、管制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断弱化;农民的政府信任程度也在下降。这三个因素是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升级,呈现高冲突性的重要原因。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网络结构与实践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社会网络分析

借助文本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可视化定量分析,描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思路,明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施重点以及推进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治理体系现代化网络充分反映出国家治理注重整体、协同和系统性;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是当前的重点改革领域,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城乡一体化、民主政治、法治中国、社会事业等是当前重点推进的改革举措;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两条路径,一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方参与、多元共治",二是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突出社会事业改革的重要地位。中心度和结构洞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在治理网络中占据重要作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本文为理解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定量证据,也为研究改革政策文本进行了方法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