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几个法律问题

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代孕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立法并不完善,因此,应明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生育权主体及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以促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     

论体内异质授精子女的身份确认

在传统自然生殖下,法律根据自然联结机制很容易把握亲子身份和亲子关系,然而人工生殖这种不通过男女自然两性结合而产生后代的现代医疗技术手段,对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子观念和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异质授精情况下,由于使用的是第三人的精子,该类人工生殖子女身份的认定更加复杂。为了避免因采用特殊规则形成AID子女为特殊子女的不当认识,立法上应力求采用与自然生殖同样的父母认定标准确定人工授精子女的亲子关系,即依据出生事实确定谁是母亲,根据婚生推定及否认制度确定谁是父亲,丈夫的术前同意限制其对子女的婚生否认权的行使。     

生育权初探

生育权是目前社会关注的问题,也是实践中遇到纠纷比较难解决的问题。生育权是指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和生育子女数量的权利。侵犯生育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人工智能之法律地位初探

人工智能的出现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技术红利,同时也产生了创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致害后果的责任承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是人工智能权利、义务尚未明晰导致的,而权利义务的明晰依赖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确定。从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面临问题,赋予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价值,关于法律地位的几种学说,人工智能的立法设想等几个方面来探讨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问题很有必要,也能够为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理论研究和顶层设计提供一定参考。     

抚养的权利和抚养权

在我国目前缺失民法典、亲权和与离婚后抚养权有密切关系的监护制度体系建构的前提下,离婚后父母子女抚养关系法律问题有待进一步修正和立法.在广泛参考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在有亲权制度和监护制度框架下制定的离婚后抚养权的立法和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对我国婚姻法上抚养权概念的属种关系和层次关系、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抚养权利的法律地位、离婚后抚养权与直接抚养权的区别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通过立法修正和重新认识达到完善立法和司法、更好地保护离婚后父母和子女权益之作用.     

变性人婚姻家庭法律问题探析

变性对亲属制度形成严重挑战。变性人的性别识别方法,采用"户籍登记法";变性人享有结婚的权利和自由,但应向对方履行告知义务;变性是婚姻关系终止的单独的一种原因;变性不能解除父母子女关系,婚姻关系终止后,未变性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变性方承担子女的抚养费,可构建未成年子女抚养费信托制度;变性人对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享有探望权;变性人没有生育能力,子女通过收养和人工生殖技术来解决,应建立人工生育子女协议公证制度。     

关于加快生育保险制度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依据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10年来一直处于“试行”地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生育保险制度改革进展缓慢,生育保险在社会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妇女的生育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影响了妇女的平等就业和发展。     

现代生物医学涉及法律问题的讨论

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已成为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新生殖技术的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法律、道德、伦理等方面诸多问题。要很好地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制定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对生物医学在法律规范的范畴内定位,建立起符合人类社会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规范的生物医学体系。     

我国非婚生子女保护制度考量

尽管我国立法上赋予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在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方面仍存在立法原则与若干必备制度的缺失.立足于现状,提出了确立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和无歧视原则、确立推定和否认制度、确立认领和准正制度、明确监护和抚养等立法构想,以切实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基本权益.     

单身女性生育权争议问题研究——与陈祥健研究员商榷

在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堪忧、国家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目前,赞同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学者居多,但是,一些反对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的观点并未得以全面、系统透析,其科学性存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陈祥健研究员《质疑“单身女性生育权”》一文的观点。其认为,若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将带来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孩子的公平问题无法解决,二是无法保障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平等地享有生育权,三是不利于单身女性所生子女成长、有碍单身女性自由结婚。这些观点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与《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相悖,子女享有法律上的双亲之权的观点无法律依据,二是单身男性与单身女性生育权不能平衡的说法有失偏颇,三是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不利于该类未成年人成长和有碍单身女性自由结婚的认识,于情于理于法都不符合。     

足龄男女采行人工生殖技术的权利义务

足龄男女采行人工生殖技术的权利依据是宪法关于组成家庭的权利;关于人身自由权.足龄男女采行人工生殖技术的义务为认真养育采行人工生殖技术而获得的子女的义务;尊重供精、供卵、供腹者的正当利益与正当愿望的义务;严格遵守在指定医院实施人工生殖技术的义务;以及与实施人工生殖技术的医院、医师签订协议的义务;遵守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义务.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积极效果，为经济良性发展打下基础。但人工智能技术在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可能对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受户籍制度与优先发展工业等政策因素影响，国内城市劳动力技能水平优于农村，且国内收入差距主要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展现。使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信息构造衡量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大了省级层面的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给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压力，着力解决再就业问题，共享人工智能技术红利，实现人、技术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智慧司法背景下辅助性人工智能困境之破解

智慧司法背景下的人工智能,为促进我国公正裁判与提升司法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尚存在算法逻辑、审理程序、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不足,加之智能技术渗透到司法领域导致司法系统主要职能的削解,应当将人工智能定位于智慧司法的辅助角色。由于技术的不可预知性难以避免,辅助性人工智能在司法环境下的成长同样面临诸多困境,亟需相关机制予以解决。应当通过培养复合型法官、优化算法审查监督、加强社会公众宣传力度等措施,为我国智慧司法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从公司捐赠看公司社会责任——基于道德与法律的二维空间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公司捐赠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形式,从性质来看,这种责任是公司社会责任中的道德义务,它并不是公司必然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因此,公司是否为公益目的实施捐赠、捐赠的对象为谁以及捐赠的数额多寡,都属于公司的内部事务,任何人无权干涉.国家可采取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鼓励公司实施捐赠行为.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中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鉴定意见的信度不足。这一方面源于涉及精神医学、心理学、法学在内的司法精神病学本身属于交叉学科，学科间话语系统融合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对象本身存在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方面的复杂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执法、司法领域的普及应用，以及算法、算力、数据的不断成熟，遵循新型技术嵌入精神病学、心理学而产生新型理论的“一级嵌入”与新型理论嵌入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二级嵌入”的“双嵌入”路径，采用“分块开发”“系统整合”“流程整合”三大操作程序，并借鉴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心理计算技术和智能辅助决策技术资源，能够直接回应并一定程度解决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中信度不足的问题。这为人工智能辅助鉴定系统的研发，赋能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提供了可能。     

Judicial Power Evolu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judicial power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facing major stimuli and influences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blocks chain. Chinas judicial power theory urgently needs to construct a new ideal pictur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fac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roduces the thinking method of related relations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of judges, and realizes the “same judgment with the same case” through a large database, and leads to the judicial power from passive exercise to active appearance. In the pursuit of justice value and efficiency of justice,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ring a sharp reduction in judicial costs, an exponential improvement in judicial efficiency, a re-examination of judicial justice, and an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referee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echnical constraints, the hard constrai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replace the soft norm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We can use block chain technology to upgrade the witness protection system and try to construct the pre-trial risk assessment system.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嬗变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面临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革命成果的重大刺激和影响。中国的司法权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亟需建构新的理想图景。在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上,人工智能将相关关系的思维方式引入裁判决策,通过大数据库实现“同案同判”,并导致司法权从被动行使到主动出场。在司法的公正价值与效率追求上,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带来司法成本的锐减、司法效率的指数级提升、司法公正的重新审视以及裁判主体的智能化建构。在司法的制度规制与技术约束上,信息技术的硬约束将代替司法制度的软规范,可以运用区块链技术升级证人保护制度以及尝试建构审前风险评估制度。     

人工影响天气的法学思考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影响天气在减少自然灾害、改善天气状况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对其理论研究及制度设计均显不足。本文对人工影响天气作用的主要对象和人工影响天气权的法律性质进行了界定,对如何完善人工影响天气行为的法律框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