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计算

挪用公款数额大小,对于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刑法第384条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三种不同用途的挪用公款行为规定了不同的定罪标准,使得如何计算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成为挪用公款罪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多次挪用公款的案件中,应当以行为人实际占用的公款总数额作为其挪用公款的数额,行为人多次挪用的事实可以作为从重的量刑情节考虑。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等问题。本文认为,应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实行分立,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妥善解决数额标准适用时的省际冲突等问题。     

行为人触犯信用卡诈骗中数款行为的金额累加问题研究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信用卡诈骗犯罪有两种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当行为人兼有恶意透支和其他信用卡诈骗行为时，应当合计其诈骗数额，适用恶意透支的定罪量刑标准予以处罚；但在合计犯罪数额后不影响量刑幅度的，本文提出应采取从一重处的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省际冲突研究

省级司法机关制定的刑法司法解释性文件在我国客观地存在,由于定罪量刑数额(量)标准等的差异导致了刑法司法解释的省际冲突。最高司法机关的授权以及未能对省级司法机关制定刑法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活动进行制度制约等,是导致这种冲突的原因。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上的地域管辖规定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刑事案件由哪个法院管辖,就适用法院所在省、市、自治区的标准。从长远来看,应当统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定罪量刑标准,消除刑法司法解释的省际冲突。     

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的若干技术问题

我国刑法不少地方把犯罪主体称为“犯罪分子”,在语言表述上欠准确,因为它不能涵盖单位犯罪主体,带有某种人格歧视,而且用词不经济;在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地方使用汉字,违背了国家语言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及GB／T15835－1995国家标准;在定罪标准方面,有的规定必须“情节严重”,有的必须“情节恶劣”,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在涉及财产数额的定罪量刑方面有的规定“数额较大”,有的则规定了非常具体的数额,说明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够统一。     

对贪污罪立法的四点建议

九七《刑法》修订颁行后,在惩治腐败打击犯罪上着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经过司法实践,笔者发现了对贪污罪的规定在立法上有明显不妥之处,建议予以完善。第一,不应在法条中明确规定定罪与量刑的数额标准。在《刑法》规定的罪名中,涉及到依据数额定罪量刑的很多。但是在法条中多是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表述,至于具体数额多少没有规定,而是在具体实践中由各省、自治区、市来确定,比如盗窃罪。这样规定是为了突出惩治腐败的力度,但是却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一,从立法角度说,贪污罪与盗窃罪等均是以侵犯财产的数额做为定罪…     

共同金融犯罪的数额与量刑

金融犯罪,是指发生在金融业务活动中,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在金融犯罪中,一般都涉及到犯罪数额问题,金融犯罪的数额与定罪量刑的关系如何,尤其是在共同金融犯罪中,犯罪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如何,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是见仁见智。本文拟从刑法条文对金融犯罪的相关规定出发,重点探讨共同金融犯罪数额与定罪量刑的有关问题。     

贪污受贿犯罪入罪数额标准的设定——对最新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规定的质疑

《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具体数额修改为概括性数额或情节,有助于消除过去因单纯考虑数额而难以反映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弊端,改变因数额规定过死而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时难以实现的状况.2016年4月18日“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贪污受贿犯罪通常的定罪数额标准由1997年《刑法》规定的5000元提升至3万元(在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情况下,数额标准下降至1万元).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贪污受贿定罪数额标准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有支持的论调,但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司法解释所确立的3万元定罪数额标准缺乏足够的合理性,不符合当前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的要求,无法有效减少或消除贪污受贿的犯罪黑数,且与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刑事政策相悖,不利于突破贪污受贿犯罪治理的现实困境.     

我国受贿罪量刑地区差异问题实证研究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所以，需要因地而异地调整受贿罪的具体数额标准，明确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依据，统一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具体比例，以尽可能地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评析

合同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其目的在于对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从重打击,其原因在于一般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了公司财产所有权,更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管理制度。然而,在两罪法定刑量刑幅度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授权地方制定的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均高于一般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一个合同诈骗行为依合同诈骗罪条款无罪或罪轻,依诈骗罪条款有罪或罪重的悖论。     

论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数量，是指与定罪量刑有着密切关系的犯罪数额和作案次数，而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就是指犯罪数额与作案次数的认定规则。系统地研究、制定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是统一司法标准、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需求。一、犯罪数额认定规则我国刑法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是以一定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这些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事实依据的案件中，犯罪数额是衡量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重要标准。但是，我国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犯罪数额的认定规则，以至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认定犯罪数额混乱的情况，影响…     

浅议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定性

《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以盗窃罪定罪量刑,根据司法解释,“盗窃数额应当根据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后使用的数额认定”。关于该款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     

盗窃罪适用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盗窃罪司法认定中存在诸多疑难之处,诸如盗窃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盗窃数额与犯罪形态的关系、对财物的价值认识错误的处理、如何认定手段性质与占有移转等,本文试图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出发,对于盗窃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的一些难点进行较为合理的分析,以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一、盗窃数额与犯罪形态的关系刑法将数额较大规定为盗窃罪定罪量刑的起点,说明数额较大在盗窃罪的定罪量刑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数额较大在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数额较大”是盗窃罪定罪的必备要件,是决定罪与非罪的绝对标…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数额的认定

犯罪数额问题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并不明确，甚至实践操作中出现不合理的情况，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包括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损失数额、数量，我们对此逐一分析。     

应制定窝赃、销赃罪的数额标准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了窝赃、销赃罪,但是,“两高”对构成窝赃、销赃罪的具体数额标准的相关司法解释却相对滞后,至今未出台一个具体的或统一的标准,给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刑法理论上看,窝赃、销赃罪是由其他犯罪衍生而来的,所以,在确定窝赃、销赃罪的数额标准时,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是根据衍生它的本罪的数额标准来认定的。如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盗窃所得赃物的,一般按盗窃罪的数额标准来确定,根据地域不同分别达到500-2000元以上即构成犯罪;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诈骗所得赃物的,则按诈骗罪的数额标准…     

应细化受贿罪“情节较重”的要件

定罪的情节标准是定罪要件之一,达不到规定的情节标准,则不能定罪。根据刑法的规定,受贿罪定罪的情节标准,一是受贿数额达五千元以上;二是数额虽不满五千元但情节较重。这是两个选择要件,二者只要具备一个即可。对于前者司法实践中便于掌握,已成为普遍适用的标准。而后一个情节标准,对于何为“情节较重”,由于没有具体的划分,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以此标准立案的几乎没有。凡是数额不满五千元的,往往很难再考虑“情节较重”问题,已严重影响到法律的正确适用,极易放纵犯罪。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受贿数额较小,但危害和影响却较大,群众反响…     

从定罪的“证明标准”到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对定罪证明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有定罪的证明标准,没有规定量刑的证明标准。多年来,理论界围绕定罪的证明标准展开热烈的讨论,实务界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证据确实、充分”从三个方面作出解释。本文认为该规定已从原来定罪的证明标准发展为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定罪证明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人民法院能否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定罪量刑？

人民法院能否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定罪量刑？编辑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１９８７年８月３１日《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的若干意见（试行）》的司法解释，对玩忽职守罪的犯罪行为列举了１３类６４种，并规定了具体的立案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罪定罪量刑的...     

理解与适用 挪用公款罪数额计算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数额是认定挪用公款罪的一个重要条件。刑法第384条明确规定,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及超过3个月未还,都必须是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尽管立法对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未作数额上的规定,但司法实践在具体掌握定罪时,还是要求具备一定的数额,并且司法解释也有相应规定。然而,在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计算上,还是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此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     

索债型非法拘禁罪应纳入绑架罪范畴

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认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这种规定给理论和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惑,索债型非法拘禁行为在本质上属于绑架行为,立法机关应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将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纳入绑架罪的范畴,同时对绑架罪的量刑幅度进行修改,以解决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的困惑,真正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