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民事裁判视角下的追问

针对自由心证制度,从民事裁判视角发出三个追问:是否存在绝对的自由、我国裁判者是否具备践行自由的能力、自由应以何为缰?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在其历史发展脉络中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或不自由,自由和规制是在不断博弈中推动证据制度向前发展的。在我国,裁判者尚不具备充分践行自由的能力,需要完善内外系统来防止司法恣意,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     

检察官之“准自由心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内心确信活动的辨识

审查起诉阶段中检察官的主观活动可划分为运用证据进行的“事实判断”与考虑其他因素进行的“起诉裁量”两个阶段。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于与后者相关的起诉法定主义、起诉便宜主义等理论，而对审查起诉阶段必经的前一阶段却少有论及。事实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依证据进行内心确信的过程是十分独特的，与法官自由心证的事实认定过程有很多相近之处，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方面，因此可称之为“准自由心证”。辨识并研究这一内容，在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对实践也或将产生指导意义。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抉择——以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为视角

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     

民事检察证据运用的法理与实践

在民事审判监督中,检察机关是否具有司法取证权,以及如何运用依职权取得的证据存有争议.从法理上分析,检察机关应享有司法取证权,但鉴于民事诉讼是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诉讼,检察机关应慎用职权取证.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     

论民事证明妨碍的程序性规制

民事证明妨碍作为程序上的不法行为只有给予程序上的制裁，对其进行纠正和预防的目的才能真正奏效，即排除妨碍人因妨碍行为所获得的不当利益及诉讼优势地位，让诉讼回复应有的正常秩序。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左于一般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故学者们在具体对策的选择上众说纷纭。证明妨碍行为应当在程序性规制视角下，完善相应配套制度，合理设计适用程序，由法官在法定限度内合理行使自由心证，以达到有效规制证据妨碍行为以及实现当事人平等与诉讼公正的目的。     

自由心证司法适用之探讨——兼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理解

司法实践中，自由心证已经成为我国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一种制度。但是，应如何确定合乎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心证规则，克服据判断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保障法官独立审判和防止恣意裁判，本文从自由心证的法理基础和法律特征，探讨并提出了我国法官适用自由心证原则之构建。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标准

如何确定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标准是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有关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的理论学说对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均具有借鉴意义 ,参照相关学说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 ,并通过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细化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 ,有利于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 ,有利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     

追证与印证——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及其路径

自由心证本身的消极性需要自由心证接受规则制约和外部检验,即要求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这已成为当代各国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基本动向。追证可能性是西方国家自由心证客观化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内容包括扩大上诉审、强化逻辑规则和经验规则、加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和明确证明标准。根据我国司法实情,印证证明模式是我国自由心证客观化的理性选择和必然要求。印证证明模式要求建立可操作的具体证明标准,确立体系性的证据规则,坚持"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以及加强裁判文书对心证形成过程的公开程度。     

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模式选择

法定和裁量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裁量制度。文章以这两种证据制度为参照物,客观分析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模式的现状,进而从法定与裁量的角度入手,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证据制度模式。     

自由心证与心证公开的冲突与选择

心证公开是审判公开原则的核心要求，通过心证公开，可以防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恣意，保护当事人程序和实体利益，进一步实现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益。自由心证与心证的公开具有本质上的冲突，审判方式的进一步改革需要在自由心证和心证公开之间进行理性选择。     

对构建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诉讼法律规则,业已为学术界所重视,但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于该规则之规定尚有很大缺陷。文章将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关于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之比较及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与发展两个方面对该规则进行分析论述并提出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建议。     

司法认知的价值透析

司法认知规则在英美证据学中通常作为一种证据形式之一,在证据法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我国对司法认知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非常薄弱。本文对司法认知的价值和作用作一些探讨。     

从"自由裁量"到"理性裁量"--论证据判断的理性化保证

裁判者在判断诉讼证据价值上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心证制度下,证据判断上的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但自由裁量并非任意裁量,而是由一系列制度制约和保障的合理裁量。我国也应当吸收相关经验建立证据裁量理性化的制度保障体系,使法官在证据评判中的“自由裁量”转变为“理性裁量”。     

试论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行为的失范与现范

行政效率的提高和现有行政立法技术的缺陷需要行政执法人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立法、监督等环节上的纰漏又常常使得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不能体现其真实意义。如何有效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本文将从行政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行为的“失范”表现、原因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范来对这一问题予以分析。     

发现真实与抑制法官主观随意性之衡平——论现代自由心证制约机制的建立

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是进行诉讼的基础,保证法官在人类理性的范围内自由评价、判断证据则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传统自由心证虽能保障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现案件真实,但却因其毫无限制的绝对自由容易导致法官主观擅断和恣意,随着现代自由心证内部和外部制约机制的建立,将法官在评判证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限制在人类理性的范围内行使,有效解决了两者间的冲突和矛盾。     

浅论对行政诉讼立案审查过程中的司法自由裁量的控制

行政诉讼立案审查程序是行政诉讼继续进行下去的必经程序,也事关对行政主体"权力"的控制和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但是,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给法院在立案审查过程中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种自由裁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个案正义、弥补法律空缺,但是其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误区与对策——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评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就公诉案件而言,如果片面地将该条文理解为人民检察院承担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将陷入认识误区。应该从举证责任性质以及待证事实分类两个方面去重新解读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内容,并借助于适当配套机制去缓解实践中因举证责任分配所带来的证明困境。     

论我国民事证据收集与调查之法理及制度完善

在我国，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对民事证据规则仅仅停留在一般规则意义上的分析，即仅仅注意了规则逻辑上的自治性和经验上的合理性。因此，不仅缺乏对证据规则之法理的考量，而且缺乏把证据规则与诉讼结构相结合的思想。民事证据收集和调查制度亦如此。所以，完善其制度必须根据其法理来界定民事证据收集和调查的含义，并将其法理与诉讼结构相结合来构建正当性的证据制度。     

必要与可行：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以民事诉讼为考察中心

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民事诉讼法》在将来作进一步修改时应当充分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