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经济人”到“理性生态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

生态环境恶化及其衍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被广泛视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政府的施政行为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诉求,也是绿色发展型政府的本质要求。但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环境治理与督察体系,但在具体生态环境治理中,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问题却屡禁不止,导致生态环境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角色错位与冲突,亟待树立绿色发展观和生态政绩观、构建高效的生态政绩考评体系、强化制度执行与督察,形塑和强化“理性生态人”角色,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     

国外国有银行私有化改革研究

国有银行的效率低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近二十年来大量国家开始对其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大部分国外研究表明:国有银行私有化以后效率会提高,但是私有化的成果主要依赖于如何解决国有银行固有的公司治理问题以及私有化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私有化后公司治理问题的彻底解决又与私有化以后银行的产权结构密切相关。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与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国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相关问题分析

政府、企业与农户、环境非政府组织是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三大主体;作为西部生态环境治理第一主体的政府面临五大矛盾,制约了主导作用的发挥;企业和农户既是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破坏者,又应该是治理的主体,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治理成本;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各种问题,首要的是主体的优化问题。     

城郊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河北省廊坊市近郊农村的考察

无论是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交易治理模式,还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都很难提供有效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和措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并不是在市场与政府间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构建一种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十分必要。如何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实现治理成本和产权划分间的平衡,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足的途径之一。     

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环境决策能力建设CSSCI

大数据时代来临,大数据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战略资源和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的新途径。当前我国环境决策面临着生态环境数据缺失、造假、"部门私有化"、开发乏力、监管主体单一等多重管理问题。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和战略,建立健全各类生态环境信息数据库,加强生态数据大数据监测和管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创新,加快生态环境大数据相关立法,有助于为政府环境决策提供数据基础和趋势参考,提升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化、精准化、人性化和民主化,促进政府环境治理现代化。     

城市行政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共同治理

城市行政生态环境是城市公共治理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城市行政生态环境的诸要素——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是不断变化的.在城市公共治理中,应定位好城市的生态环境位置,城市行政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强调主体多元性的共同治理.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过程,是其强制性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协同治理的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治理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都会加剧协同治理的制度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增进共容利益,培育社会资本来进行制度补给,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机制与对策分析

在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治理机制与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具有如下特性: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规范的非正式性和道德声誉的重要性;信任的人际性和信任半径的有限性。这三个特征导致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并不必然带来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但是其在小范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其在大范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效率。同时,无论是目前主导的政府治理机制还是社会资本治理机制,都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这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并不是矛盾的。社会资本机制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机制的治理能力,同时拓宽污染关系人的参与渠道;政府机制则可以解决大范围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资本机制所不能应对的新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所以,社会资本机制和政府机制中的治理方式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欧洲人眼中的挑战:政府管理与社会服务

在政府管理与社会服务方面,欧洲人眼中有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公共服务的资金与结构问题;第二个挑战是外包与私有化问题;第三个挑战是提高治理与公共管理质量问题。     

复合型治理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一个官僚制的分析视角

官僚制的发展和变革与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前,传统中国官僚制不但缺乏民主性和公共性,而且理性化不足,这构成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原起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工业化为象征性起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也是如此。现阶段,我国国家治理已经逐渐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行政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超越单一治理模式的简单认知,探索一种建立在理性治理和民主治理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复合型治理模式。     

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逻辑进路、现实梗阻与破解路径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外溢性和公共性，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原则的属地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问题，新时代推进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是有效履行政府治理职责和环境治理改革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在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制度供给、协调机制以及评价体系等五个方面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为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府际全面、充分、有序协同，必须从突破传统治理理念、完善治理组织载体、加快有效制度供给、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五个维度完善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路径，以更好地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再造可治理的邻里空间——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分析

住房商品化重构了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和社区权力格局,而业主维权行动集中体现了基层城市社会变迁给社区治理带来的挑战。本文试图解读业主维权行动对地方政府的城市基层治理策略的影响。现有文献将社区治理制度和业主维权行动看作两个独立的研究议题,未能很好解释社区治理规则(变化)与业主维权行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列夫菲尔的空间生产视角引入社区治理研究,尝试为社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研究认为,社区治理规则的变化是政府建立可治理的邻里空间与业主追求权益与自治两者角逐的后果;在国家应对治理挑战的过程中,话语和表征塑造了人们对社区的理解和想象,合法化了国家对私有化空间的介入,因此在重塑可治理的邻里空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空间的生产的视角要求研究者思考社区治理规则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现有社区治理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     

论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范围与政府职责

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近20年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虽然大量的城市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都可以通过私有化的形式进行提供,但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并不完全由其公共物品的经济属性决定,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还受制于城市政府权力的边界,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与程度,会受到城市政府权力的诸多短边的限制.有效推进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需要科学设定私有化的方法程序,并要求城市政府履行应尽职责.     

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治理与制度创新

突发性公共事件既考验一国政府能否充分利用本国以及全球公共资源履行公共服务的能力,又成为政府转变功能、由善政转向善治的机遇。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只有将功能从以经济为中心转向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建立政府——社会、中央——地方、国家——国家间多中心的公共事务治理结构,才能实现本国公共利益最大化,增进政府统治竞争力。     

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发展与选择策略

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治理已然是当今的全球性论题,如何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善治的标准.而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关系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经历了命令-控制型工具、基于市场的激励性工具、自愿性环境协议工具及基于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工具的发展演变.这些工具各有利弊,适合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管理情境.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应从选择单一的政策工具走向政策工具的组合、从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非均衡走向政治均衡、从政策工具的移植走向政策工具的创新.     

无支配政府及其治理——论佩迪特的共和主义政府理论

菲利普.佩迪特是当代共和主义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阐释共和主义自由观——无支配自由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支配的共和主义的理想政府模式。无支配政府强调公民共治、论辩的民主,以实现公共善、公共利益为依归,公民性支持是建立无支配政府的社会基础。无支配政府的实质是一种后自由主义的政府治理模式。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高质量治理的法治逻辑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耦合性,在法治国家建设背景下,法治化正是透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和更高质量的一个视角。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中,我国初步建立起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但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治理理念、方式和秩序的法治困境。对此,需要重构以权利为中心的环境法治体系,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以“差序协同”的理论推进环境利益共同体合作治理,以此维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三治”有机融合的方式尊重生态环境治理差异性,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转化。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现实困境与创新之道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和拓展,也是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还处在起步阶段,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可能的创新在于:制度创新——完善和落实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政策体系,准确选择购买项目;人才创新——加强社工人才培育,促进社工人才职业化转化;监管创新——积极扶持民间社工组织,保持民间社工组织独立性;评估创新——建立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提升项目管理水平等。     

生态治理中府际协作困境研究

当前生态问题凸显,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特征要求生态问题的府际协作治理。然而,集体行动的逻辑往往使各地方政府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中,因此,实现生态的府际协同治理的关键是促进区域内各政府单位的良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