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制度及其宪法保障

地方制度是一国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地方政府、地方自治在国内外的含义不同,地方制度的宪法地位、作用和宪法对地方制度的保障,也不尽一致。我国国家结构呈复合单一制的形态,地方制度也有自己的特点。针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问题,应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完善宪法对地方制度的规范和保障。     

国家的人权保障责任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建立

在主权国家日渐向国际社会开放其边界的全球视野中,国家的人权保障责任具有了国际与国内两个维度。在人权普适价值的指引下,人类找到了在谅解、宽容、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对话、共促社会正义实现的新的可能性。建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是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推进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中国建立国家人权保护机构是我国应履行的大国责任,此机构的建立有利于我国履行人权保障责任、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     

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

国家是人权保障的主要义务主体.这是因为保障人权是国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对人权的最大威胁也往往来自国家权力;社会主体之问侵犯人权的行为也仰仗国家的整治.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包括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四个方面.按国家行为的性质可分为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按社会主体的权利性质可分为对私权利和公权利的保护义务;还有经由人权推定而衍生的保护义务;以及国家对人权的国际义务.国家在履行人权保障义务时,应当遵守以人为本、人权保障优位原则;平等保护原则;他律与自律原则(以法控权和"克制保留义务").国家(政府)违反人权义务应当承担国家责任.     

我国人权发展与法治保障——以国务院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视角

中国已加入21个人权公约,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没有被全国人大通过,其他的都已经生效,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已逐步和世界接轨,但中国在人权法治保障与实施方面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2009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标志着我国在人权发展与法治保障的实践上将步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从无罪判决看我国刑诉中的人权保障

司法程序中的人权保障问题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判决从判决结果方面直观体现了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精髓,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无罪判决在我国的现状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以期我国法治的不断发展完善。     

探询我国看守所的人权保障

监狱人权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作为羁押场所的看守所中在押人员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也是整个人权事业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因此,我国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改善如看守所等羁押场所的人权保障状况,让社会更加关注、更加有效地监督羁押场所的执法活动,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人权保障水平。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透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人权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被告人的人权。笔者从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目前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缺陷。最后笔者提出了如何完善证人出庭作证,从而保障被告人的权益。     

浅谈我国人权的司法保障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庄严地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开创了新纪元。“尊重人权”意味看国家对基本人权有着消极的不作为义务，“保障人权”意味着国家对基本人权有着积极的作为义务，并且这种尊重和保障是人人享有的，是平等的。     

从人权保障视角看我国《疫苗管理法》的制度设计

2019年12月1日,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正式实施。该法是基于近些年来发生的多起假劣疫苗事件为社会背景,回应社会关切而制定的旨在加强疫苗监管,保证疫苗质量,保护接种对象特别是婴幼儿的生命健康,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一部专门性法律。该法设计了严密的制度体系,设置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体现了"四个最严",是我国药品领域最严的管理法。从人权角度看,它不仅是一部《疫苗管理法》,更是一部人权保障法。     

从城市综合执法看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

本文以城市综合执法行使行政权调整的对象大多为弱势群体为切入点,而引发出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问题的思考.城市综合执法不应忽略弱势群体生存权益,从人权的角度主张建立有限政府创建服务性行政,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真正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创建以人权为核心的和谐社会应将人权的保障落实到具体每一件事上来,以和谐与宽容为有限政府的终极价值取向.     

论缓刑制度下的罪犯人权保障

缓刑是最基本的监禁刑替代措施和最能体现刑罚社会化的刑罚制度之一,不仅体现刑法人道化、缓和化等新的刑罚理论思想,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实际效益,在抵制犯罪、社区重新整合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     

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日本法的经验与借鉴

地方自治具有塑造国民的民主性格、抑制中央过度集权及强化责任政府的功能,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120年发展,日本已经成为亚洲诸国中宪政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三次重大改革,是日本宪政建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内容。自主、充足的财政既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内容,又是地方自治的重要保障措施。20世纪末,日本地方分权改革建立与本国宪政、地方自治相配合的地方财政法制。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可借鉴日本的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三位一体的制度架构,通过地方财政法制建设实现地方自治,并藉由地方自治通向宪政国家。     

从宪法视角看军人的人权保障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载入宪法中,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扩大和完善提供了原则性依据。这同时为理性配置军人权利义务提供了指引。在现行宪法的指引下,我们应如何理性分析军人的人权保障呢?军人作为特殊群体,只有在军事必需与法律明文授权之下,才可对其人权进行特殊限制,除此之外均为违宪之规定。     

统治与自治之博弈关系——兼论地方自治本土实践反思

国家统治与地方自治问题是最典型的宪法问题之一。地方自治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它是自由的人行使权利的结果,而不是外力强加的制度。国家统治与地方自治这种关系典型地反映了博弈理论。我国百年来的地方自治实践,片面理解地方自治是“权力下放”,这与地方自治的本义完全背道而驰。中央与地方关系,应以合作和依赖代替对立,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参与愿望,确立起一种合伙型和合作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与人权保障

审前羁押与人权保障密切相连。司法实践中,审前羁押作为限制人身自由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一种强制措施,在适用中出现许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文试图从保障被羁押者人权的角度入手对我国审前羁押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促进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国家责任与人权保障的契合——行政补偿制度逻辑视角的转换

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保障公民真正的自由和尊严,国家必须对公民的财产权予以最大限度的维护与尊重.同时,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具有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义务,私有财产权又必然受到各种限制.协调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与社会公共福利目标的实现之间的着眼点就落在了行政补偿制度上.行政补偿制度应当界定为一种国家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使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保持合理合法的状态.     

人权保障与我国民诉法的修改

以人权保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指导思想,既是中国民诉法现代化和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也是现实中国人权保障和民诉法自身完善的需要。而在民诉法的修改完善中要全面贯穿人权保障的思想,就应当从立法规定上适当扩大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正当行使;以及扩大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合意选择权。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庄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具有特殊意义.我国的人权问题却一直遭到西方国家猛烈抨击,我国在人权方面的保障到底如何,从这次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可见一斑.新刑事诉讼法中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将其作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任务第一次写进了刑事诉讼法.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许多条文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这说明此次修改不仅仅是在总则中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空话,而是结合实际,真正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上尊重和保障人权.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

为建立有效的集权化社会控制系统 ,以期迅速推进中国各项事业的近代化 ,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古代的制度资源中选择实行了保甲制度。另一方面 ,为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 ,南京国民政府又必须推行民主化的地方自治 ,在这一无可回避的矛盾中 ,南京国民政府幻想着能使两者相互兼容———通过保甲制的集权手段从上而下地推行地方自治 ,结果导致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双重失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权保障的历史进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全国各界都在回顾与梳理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与成就,而其中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必定是最光辉的篇章。李步云教授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权发展历程的亲历者与见证者,通过他的讲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变迁,为将来人权保障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可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