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耕细作”立法时代的又一新举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走过立法数量高速发展期，如今中国的立法迈向更加注重质量的“精耕细作”时代。顺应这一转变，立法后评估选择在法律实施一段时间后，对法律的实施效果以及面临的新问题进行量化“检测”，及时矫正其中的不足，并由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法律效果评定机制，无疑将提高立法质量，确保法律有效实施。     

迈向精细化立法——地方“小切口”立法之困境及其纾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时代背景下，“小切口”立法成为落实精细化立法理念、提升立法质量的重要方式。当下，“小切口”立法模式在各地得到普遍应用，但由于缺乏立法经验，因此在实践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为有效纾解困境，在立法选题上，应注意相似事项的归类合并；在立法论证上，不仅应考虑必要性条件，还应兼顾可行性条件；在立法设计上，应根据法条数量的多少来决定采用何种体例结构，并在注重规则性条款应用的基础上从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方面着手实现规范的具体化、精确化。     

“包裹立法”：推动法律清理常态化

此次法律清理首次采用了“包裹立法”技术，将59件拟修改的法律，以一揽子“打包”的方式在一个议案中提出，这一崭新的立法技术，成为此次法律清理的最大亮点。也为未来法律清理常态化的重大变局埋下了伏笔。     

地方立法的区县“基因”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按照现代法治理念，法律、法规不再是立法机关专属的“私人产品”，而是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公共产品”。立法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广纳民意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立法民主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不少地方不仅实行了“开门立法”，在立法程序广泛听取社会民众的意见，而且还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征集立法项目，以确保制定的法律、法规符合民众的利益和市场的需求。这就使得，区县人大参与地方立法工作成为可能。     

看国外的“包裹立法”

“包裹立法”是指为了达到一个整体的立法目的，立法机关在一个法律性文件中对散布在多个法律内的有关规定一次性地作出“打包”修改。德国是使用包裹立法最多的国家。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施行法就属于典型的包裹立法模式，共修正了17部与民法抵触的法律，废止1部法律。     

《法律体系是怎样炼成的》系列之四“良法”时代风云录

1997年，当执政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特别强调要“提高立法质量”，这与以往单纯提出立法目标相比，迥然不同。其后在整个2000年代，“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在执政党报告中被屡屡提及。对立法质量的警觉，意味着此前二十年所出现的立法弊病，已到了必须矫治的地步。     

牢固树立立法为民 服务“三农”的立法理念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近年来，我委积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牢固树立立法为民、服务“三农”的立法理念，引领立法实践不断创新。     

从“二审二表决”到“二审三表决”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法”这把利剑。改革开放30年来，本市地方立法成为助推改革、观照民生、激扬民主的体现。从立法过程更公开更透明更民主。到“回头看”检验立法效果，在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的“大方向”下，地方立法将创制性与实施性结合、前瞻性与针对性结合，打造了一个个亮点。     

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

ＷＴＯ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入世”首先就是指法律的“入世” ,是中国国内法与ＷＴＯ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倘若说自2 0世纪 80年代起中国开始进入“将立法推入快车道”的“立法时代” ,那么 2 1世纪初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 ,既表明中国开始步入“积极推进司法改革”的“司法时代” ,又标志着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立法赶超型的“前立法时代”的结束和加入ＷＴＯ后的“后立法时代”的开始。在“后立法时代” ,中国立法将走出片面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传统误区 ,由数量规模型立法向质量效益型立法转变…     

房屋征收：“法律”与“条例”之间的博弈

在我国房屋拆迁领域，无论是在立法过程中还是在政策形成层面，一直都存在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问题，存在着“依照法律规定”还是“依照条例规定”的博弈。     

法规“打架”都是立法违法惹的祸

随着立法进程的加速,立法数量的增多,法规“打架”式的立法冲突已经成了立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最近“强制婚检”就遭遇法规“打架”。据《中国青年报》2005年7月26日报道,黑龙江强制婚检争议再现法律冲突,黑龙江卫生部门将新的《母婴保健条例》下发全省各地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据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修订了这个省的《母婴保健条例》,保留了有关强制婚检的内容,但黑龙江省民政部门则认为:新修改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与《婚姻登记条例》发生了冲突。显然,《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将提交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作为办理…     

立法建立“辩论机制”很有必要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在我国，制定法律主要是通过人大立法完成法律的制定。因此，立法建立“辩论机制”很有必要，理由有三。     

地方立法正确把握“不抵触”和“有特色”初探

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的立法权，是一项有条件、有限定的职权。因此，地方立法在突出“有特色”的同时。必须坚持做到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不抵触”是前提，“有特色”是灵魂。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抵触”的基础上做到“有特色”，是搞好地方立法的关键所在。     

《法律体系：一个国家的理想和传奇》专题报道之四 “良法”时代风云录

1997年，当执政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特别强调要“提高立法质量”，这与以往单纯提出立法目标相比，迥然不同。其后在整个2000年代，“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在执政党报告中被屡屡提及。     

“过度医疗”的法律追究

针对“过度医疗”的法律追究，目前主要体现于民事追究，而对“过度医疗”的刑事追究，存在需要立法解决的问题。     

扩大立法民主从争论开始

我是1981年到全国人大，在这里一干就是18年，亲历了许多法律的出台过程。我觉得“文革”之后的立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扩大立法民主的过程。立法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立法不民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民主了。我曾去过前苏联考察，他们当时的立法是，上午念法律草案，下午就通过。1979年“文革”之后，     

如何使法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2000年立法法的出台，是我国立法从偏重数量转向重视质量的历史性拐点。自此之后，立法越权、立法冲突、立法低质、立法争利等诸多弊端有了极大的改善。 然而在立法日趋精细化的当下，不仅一些积重难返的立法病症依然有待医治，立法技术、立法质量本身也亟需走向更高层次。正因此，如何使法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仍是此次立法法修改孜孜以求的目标。     

养犬管理立法：博弈前置的“阳光”立法

在前期的立法调研过程中，面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养犬管理立法研究课题通过广开言路、权衡利弊，已初步形成了“政府管理、行业协助、市民自律”、养犬从“禁养”到“限养”，再到如今的“规范养”的思路，养犬管理将立法博弈前置到立法调研阶段，让各方群体参与其中充分展开博弈，俨然已是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一个新的“亮点”。     

什么是“基础性法律”

随着基础性法律概念的提出,围绕立法实践的新的立场和范式逐渐展开。基础性法律概念基于立法视域从“部门立法”到“领域立法”、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理念和实践创新的背景产生。基础性法律是规范相关领域根本问题的法律,多采取高度体系化、总分结构的内容分布体系;蕴含的法律价值具有全面性;形成的话语体系具有自主性。与基本法律等相关概念相比,基础性法律体系更具创新性、完备性,蕴含的法律价值更具引导性,调整范围更具广泛性。不过,由于基础性法律立法样本的数量和概念的初始性还不足以使其成为稳定、普遍的法律概念,对其范畴体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以及带来的法律体系融贯性问题都需要提前思考研判。     

“七法体系”：见证中国立法的进步

法律体系究竟应当由几种类型的立法构成？曾是中国立法实践多年未决的悬念。追溯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法制建设，是在彻底抹去旧中国六法体系后的一张白纸上重新描绘的，彼时尽管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但“究竟应当建立几法体系”始终是理论盲区，当时的领导人并不在意，法学界也因有所顾忌而无人敢于提及。其后，随着法制被废弃，“几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