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应定为敲诈勒索罪——兼谈敲诈勒索罪与受贿罪诈骗罪的界限

《山东法学》1988年第4期刊登的《田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一案,在定性上有受贿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三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读罢颇受启发,笔者愿就此案定性问题谈点意见。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及该案的具体情况,我认为,此案被告人田某的行为应定为敲诈     

胁迫性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正> 在司法实践中,以暴力为手段抢劫公私财物的抢劫罪,同敲诈勒索罪易于区别,然而,如何区别以胁迫为手段的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有的同志就感到棘手了。所谓胁迫性的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胁迫的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敲诈勒索罪,是指用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恫吓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两种犯罪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都是一般犯罪主体,都是既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又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主观方面     

是敲诈勒索罪不是抢劫罪

《律师世界》1993年第2期发表了章学龙同志的《是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一文．作者认为，被告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特征，应定抢劫罪，笔者对此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被告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本案应定为敲诈勒索罪。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物的行为，敲诈勒索罪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索公私财物的行为，两罪的唯一区别表现在犯罪的客观方面。抢劫罪的客观方面，必须具有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被害人处于不知反抗或者丧失反抗能力的状态，…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方式辨析

受贿罪的手段,即主体通过何种方式、途径实施了受贿行为。在新型受贿罪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未得到立法首肯之前,普通受贿犯罪都是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向当事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故学界关注的受贿罪的手段就是如何理解、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规定行为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     

关于敲诈勒索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分则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极为简单,法条上仅有第274条一条,也无其他相关规定和解释,加之,法学界对敲诈勒索罪的研究不多,司法人员只能按照各自的理解和认识来定罪处刑,而认识上的千差万别势必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下面,笔者就实践中的有关问题作些探讨。 一、敲诈勒索罪的属性 敲诈勒索罪的行为人通常用将以暴力加害被害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比较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同为侵犯财产的常见犯罪,抢劫罪是采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内容的胁迫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敲诈勒索罪可以是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强索财物,也可以用其他威胁或要挟手段当场或在其他场合索取财物。两者容易混淆,但在犯罪要件上各有不同。     

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其交付的财物。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借权利行使之名,行恐吓取财之实,则完全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即使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但行使权利的"胁迫手段"缺乏社会相当性,则该手段本身仍然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之界分——兼对“两个当场”观点的质疑

在当场取得财物的场合,暴力也同样可以成为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这里涉及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在暴力程度上的差别。只要承认暴力可以成为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则在当场使用暴力的情形下,如果暴力程度轻微,没有达到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程度,当场取财的,即使符合两个当场的特征,也不能认定为抢劫罪,而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就敲诈勒索罪的构造而言,敲诈勒索行为一使被害人产生恐惧一交付财物—占有财物,这样一些构成要件的内容缺一不可。两个当场只是形式性的特征,对于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区分,不能根据两个当场,而是应当根据两罪之间的本质界限。     

受贿若干疑难问题认定之解析

国家工作人员事先并没有与请托人达成事后收受财物的约定,在为他人谋取利益后,被动接受他人贿赂的,应成立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仅具有制约关系(没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受贿罪过程中,其行为又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应当与受贿罪实行并罚,但也存在两种例外情况.对于行贿受贿犯罪中的居间行为,原则上应根据行为立场的不同,分别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或者是行贿罪的共犯.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     

论敲诈勒索罪的准确适用——以威胁行为与索财行为的双重违法为基础

敲诈勒索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为公私财产所有权,次要客体为意志自由.敲诈勒索罪的实行行为是威胁行为与索财行为双重违法的复合行为,威胁行为合法而索财行为不正当不合法,威胁行为违法而索财行为正当合法,都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以实施非正常上访为威胁而向地方国家机关无理索取财物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这样认定符合法的正义、合目的性和安定性要求.消费者以向媒体曝光的合法方式相威胁而向商家无理索赔的过度维权行为,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修改

一、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基本特征是利用职务进行犯罪,职务的被利用一是为特殊犯罪主体自己所用,一是被一般犯罪主体驱使调动。因此,对受贿罪“利用职务”这一行为要件应从两个方面来表述,与此相呼应,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亦应修改为一般主体。 受贿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这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基于受贿犯罪的这一特征,现行刑事立法才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构成受贿罪的基本行为要件写进了受贿罪的定义中。而有职务上的便利可利用者,自然只有那些“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于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行为要件便决定了刑事立法必然要对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敲诈勒索罪新论

非法控制他人人身自由,以虚构的事由向被害人索取赔偿并当场实施轻微暴力,后迫使被害人写下欠条的行为,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消费领域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实务考察与理论再塑

对于消费领域的过度维权行为是否超出了“社会相当性”而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刑法理论与审判实务围绕着维权依据、索赔数额、维权手段展开了争论。刑法理论上,持违法一元论的论者更多地强调维权行为有民法上的依据,基于民法依存模式而主张限制敲诈勒索罪的认定。持违法相对论的论者,更强调秩序维持模式而主张扩张敲诈勒索罪的认定。审判实务并没有完全贯彻某一种理论,行为人是否具有维权依据是认定敲诈勒索罪的关键要素,索赔数额是否合理在认定犯罪中的地位也在逐步提升,维权手段的不法程度在认定敲诈勒索罪中处于次要作用。行为是否超出了“社会相当性”而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应考虑公众法治观念、维权的规范意识、权利保护与救济的现状等,而非简单的公式化考量。法治的文明亦要求权利行使的规范化,因此应适度扩张过度维权的入罪范围。     

论受贿罪

作者认为:在法律上未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受贿行为分别作出规定以前,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或者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及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受贿罪的内容,不应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受贿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但一般主体也可构成本罪的共犯(主体);法人代表为了法人利益并基于法人意思而收受贿赂,属法人犯罪,法人也能成为受贿罪主体;如何正确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共同受贿问题,需要根据共同犯罪与身份的理论来解决.文中对“回扣”能否构成受贿罪,也作了较深入的分析.     

游离在敲诈勒索罪边缘的过激维权行为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法治的逐步完善,消费者维权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权利人的维权行为过程中也时常伴有漫天要价的现象发生,此时如果使用胁迫手段对商家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其索要的财产性权益,则完全符合刑法中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毕竟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国足球腐败犯罪主体探讨

对我国足球反腐案中涉案的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我国足球协会工作人员犯罪主体身份分别分析,当犯罪主体具有双重身份时,主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受贿的,应当定受贿罪;主要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受贿的,应当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犯罪主体的双重身份的认定,不能仅依据重罪身份判处受贿罪,而对轻罪身份选择性忽略不进行刑法评价.对于涉案裁判员,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对犯罪主体定罪处罚.此外,本文还对非法赌球行为的立法完善提出了建议.     

敲诈勒索罪疑难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是在1979刑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的,加上最高院关于数额标准规定。这些规定不够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往往会遇到不少问题,实践中对敲诈勒索罪的认定争议颇多,一些案件难以定性、定罪量刑,这给法律适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种情况的存在,显然是不利于刑法保障机能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敲诈勒索罪的司法实践问题。     

为何以敲诈勒索罪逮捕赵红霞

近期,重庆"不雅视频"女主角、涉嫌"性贿赂"雷政富等11名重庆官员的赵红霞因敲诈勒索罪被逮捕。"赵红霞既没实施敲诈,更没勒索公私财物,凭什么因敲诈勒索罪被逮捕"——这是理性而善于思考的人提出的典型疑问,也是很多非法律专业民众的不解之处。《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论受贿罪的主体

受贿罪的主体在刑法上明确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且我国刑法第8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立法解释,受贿罪的主体似乎不会发生疑问,然而我国立法、司法和法学理论界对该罪的主体范围的界定却未达成共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表现出新的特点,立法上对受贿罪主体的界定,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和需要,有必要对受贿罪的主体进行深入探讨.     

受贿罪中共同犯罪问题探析

受贿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本文坚持和贯彻不可收买性说，认为受贿罪的概念应界定为；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约或者承诺贿赂的行为。收受，索取贿赂和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不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而是从重处罚的情节。因此，在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上，主体必须是以国家工作人员为核心的两上以上具有相应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对共同实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约定贿赂的行为是直接故意。对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和家属的共同受贿犯罪。应根据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来定性，对犯罪的共同故意的认定。可以运用法律推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