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初以黄老为统治思想的质疑

汉初高祖至景帝时期朝廷治国思想并非黄老之学,而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理由如下:刘邦在即帝位之后,由轻儒转为重儒,以太牢祀孔子为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之举;惠帝之无为,是由于无法有为,他思想上倾向儒家,对曹参之无为有不满表示;吕后行事完全不合于黄老,"制政不出房闼"乃是太史公微言讥刺;文帝好道家之学主要表现为立身处世的谦卑态度,而其治国的主要思想是儒家学说;景帝在窦太后的威压下不能进用儒生,但也未服膺黄老,"独尊儒术"实际胎育于景帝之时.汉初朝廷真正服膺黄老者只有二人:一为曹参,但他仅担任了三年汉廷相国;二为窦太后,她崇奉黄老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力,而非治国.     

西周的物权取得制度

物权制度是所有制的重要表现,而物权取得制度又是物权制度最生动的体现。西周是我国社会结构逐渐摆脱原始性并趋于成熟和完善的时代。本文结合先秦文献典籍和西周青铜器铭文资料,对西周物权取得制度进行整体的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西周婚姻制度探析

西周的婚姻家庭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比较完备,本文从其婚姻原则、婚姻成立要件、禁止条件及夫妻关系的解除等规定进行研究分析,以分析其局限性及对现今婚姻家庭制度的借鉴作用。     

汉初治国思想转变下的纳孝入法初探

汉朝初期,统治者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力主恢复生产、经济,巩固政权.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至武帝时期达到极盛.此时,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等儒生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作为历代皇朝的的正统思想一直影响至今.而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孝”思想更是被统治者极力推崇,将其从道德层面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以孝治天下”.而为了维护这种国策的推行,汉朝统治者逐渐制定完善了一系列针对不孝的惩罚措施,在推动了汉代“孝”文化的传播,也对现代老人赡养方面的法律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西周监狱管理制度及其启示

在西周监狱管理中 ,形成了囚系制、圜土制和嘉石制等三大制度 ,展现了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狱制的标本。西周监管制度的建立 ,是奴隶制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是西周统治者实施“明德慎罚”狱政思想的结果 ,是西周社会文明及进步的重要表现 ,同时也体现了西周奴隶制狱制的先进性。     

西周“明德慎罚”新证

一直以来,学术界多数学者将西周“明德慎罚”界定为“崇尚道德,慎用刑罚”,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为定论。近年来,少数学者开始对这一主流观点予以质疑。大量的周代出土金文为揭示“明德慎罚”的内涵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出土金文和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对周王而言,“明德”就是彰显上帝对文王、武王的赏赐,进而激励后代周王做出与文王、武王相同的政治行为;对于西周贵族而言,“明德”就是彰显周王对贵族先祖的赏赐,并激励贵族做出与先祖相同的政治作为。“明德”并没有“崇尚道德”之意。“慎罚”是“慎中厥罚”之缩语,其含义就是小心使刑罚符合“中”的要求,轻罪轻罚、重罪重罚,没有“慎用刑罚”之意。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明德慎罚”的含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到春秋至战国时期,“明德慎罚”才开始具有“崇尚道德,慎用刑罚”之意。“明德慎罚”含义的演变为汉代“德主刑辅”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资源,对后世两千多年的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经》所载西周春秋法制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从《诗经》反映的西周春秋时期法律发展情况看，周人已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当时作为法律称谓的语词后世大多演化为对成文法各种形式的称谓；由三代的天命、天罚观念发展而来的君权神圣观念，明德慎罚、礼乐政刑综合为用及注重社会和谐的思想也在此时初步形成；其时的礼乐、刑法、司法、婚姻、祭祀、土地等各项制度也都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新疆古代服饰曾领全国潮流：西周时新疆妇女就戴披巾

新疆的古代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蒙面纱、穿“吉里巴甫”服,是不是新疆古人的传统服饰文化？3月22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举办的“新疆古代服饰记忆”讲座中,当一位读者提出上述问题时,主讲专家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力·阿布力孜回答说,从新疆考古出土的古代服饰、文物等遗物的情况来看,新疆古代妇女对服饰美的追求非常强烈,她们喜欢穿艳丽又时尚的衣服,     

汉初的刑罚体系

汉初的刑罚体系是文景刑制改革的基础,由“笞”、“罚”和作为正“刑”的各种肉刑、死刑组成。肉刑一般不单独运用,往往“刑尽”后,又罚使劳役。这样形成一个从轻到重,从生到死,相互衔接,有等次的刑罚统一体。过误、特殊的犯罪主体以及轻罪,适用“罚金”、“赎刑”。故意、重罪适用劳役、肉刑,直到死刑。文景改革以后,笞刑取代肉刑,劳役由无期变为有期。此外,汉初刑罚体系明显受先秦刑罚思想的影响,刑罚被视为对犯罪者的“报复”,有强烈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色彩。     

西周誓审——兼与殷代神判之比较

誓审,是在神权统治时代,借助于神威,依据当事人对神(天)的宣誓进行定罪和惩罚的一种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几乎流行于每个国家。本文试图通过金文资料恢复西周誓审法的本来面目,并纠正《周礼·司盟》记载中的失误,同时还想通过西周誓审与殷代神判及各国神权裁判之比较,分析一下中国警审法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     

西周孝道与判例精神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就中国法律文化史而言，西周之时道德上视“不孝不友”为“元恶大憝”，法律上实行“议事以制”；汉代统治者大张旗鼓地推行“以孝治天下”，法律上则有“引经决狱”。这也许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孝”在其中的作用，颇值得我们深究。     

再论汉初的“和亲”

汉高祖刘邦首先确立和亲政策，其内容为：汉匈双方结为兄弟，汉王朝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奉送大批丝帛等财物。这种政策为吕后、文帝、景帝等统治者所继承，对汉代的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汉初和亲政策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刘邦建国后屠戮功臣的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汉前期政治与经济产生了长久的消极影响。直到汉武帝派大军重创匈奴后，汉匈双方才逐步建立起真正和好相亲的局面     

西周“慎罚”思想疑思与解惑

法史学界一般将西周的慎罚解释为谨慎地施加刑罚,认为其体现了宽缓、人道、谦抑的刑罚思想。但是,西周时期比比皆是的重刑、滥刑的事实让人对这一结论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在西周的语境中,慎应训为重,慎罚即是要重视刑罚的适用。慎罚其意即指:刑罚的适用,该宽则宽,当严则严,一切以能够实现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为适用依据。西周的慎罚思想正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思想。     

论“明德慎罚”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不断总结治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炼与概括出丰富的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智慧。其中以德治国、德法兼用、以德治吏和以德化民等思想,不仅揭示了儒家伦理思想与政治文明的内在联系,也展示了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的精髓。“以德配天”是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神权思想控制,实施“以德治国”统治模式的重大转折。西周统治者提倡“明德慎罚”,创造了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相互结合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模式,区别于东西方同期国家的宗教与法律结合的治国方式,具有原生的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     

ACTA与TRIPS的比较

ACTA即反假冒贸易协议,是一个主要针对商品假冒和盗版问题的诸边贸易协议,旨在协议成员方之间建立一个知识产权执法实施的新标准。文章从民事执法和刑事执法角度对ACTA与TRIPS进行比较,指出ACTA并未实质扩大TRIPS的内容却提高了执法标准,对此我国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法律与文化的比较

法律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学过哲学的人应该都知道。本文试从斗争着的文化这一角度对法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新的阐释。从文化中去透视法律,从法律中去理解文明。     

论中国传统法律刑名等轻重的反复变调——探寻中华法文化特质

在纵向上,传统法律呈现如下轻重反复的图景法律趋重态(夏商)-法律趋轻态(西周)-轻重不定态(先秦到汉初)-法律趋轻态(汉唐)-法律趋重态(宋明清).注重审视内心的正义却缺乏法的超然性,对法律价值的工具性认识以致缺失法的信仰,可视为传统法律反复变调的原因.虽然如此,-种法律丈化的视角,仍需要我们兼顾西方的概念与自身的逻辑,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对传统法进行继承与批判.     

比较广告与不正当竞争

不知从何时起，铺天盖地、无奇不有的广告冲击着我们的视觉，刺激着我们的购买欲，令我们跃跃欲试。诚然，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广告主依法享有以广告形式推销其所经营的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市场经营者以广告形式推销自己经营的商品或服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健康运作的“晴雨表”。市场经营者要在有限的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争得自己的销售份额，获得属于自己的利润     

比较广告与不正当竞争

广告，作为现代生活中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视觉。刺激着我们的购买欲。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十年一面”的老商品已不再成为可能，大量的新技术、新商品在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上角逐。相对而言广大消费者获得市场信息的渠道就狭窄而单一了，对市场上的产品或者服务(尤其是同类产品或者服务)所具有的特征、功能或者质量了解甚少。这时广告宣传正好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所需的市场信息。而市场经营者也正是以广告形式或直接地宣传其产品或劳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