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自由—富强”政治伦理思想模式的时代局限与历史贡献

国家层面政治价值目标(富强)与个人层面伦理价值目标(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严复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维度对其进行透视,情景性与适当性照射出的是富强选择的适当性与自由选择的迂腐性,价值选择的多元性与整体性;对富强语境下的自由透析出的是其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多重进路;价值内部的冲突性与协调性在实践中呈现的是富强目的与自由手段的背离,富强与自由理论上的协调性与实践中的冲突性是无法化约的,同时也预示着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困境。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辩正--兼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消极自由观和积极自由观各有其理论根源和现实依据,也各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是实现自由的重要前提和必然要求.就其总体精神气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积极自由的自由观,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排斥消极自由.特别是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实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有机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辩证－－兼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消极自由观和积极自由观各有其理论根源和现实依据 ,也各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 ,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是实现自由的重要前提和必然要求。就其总体精神气质而言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积极自由的自由观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排斥消极自由。特别是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应该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实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有机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积极自由：经济法上的自由观——对民商法消极自由观的超越

近代以来关于自由的观念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学说"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确认和保障自由是法律的目的,民商法体现的是一种消极自由观,经济法则反映了积极自由的观念,是对民商法消极自由理念的超越.     

试论弗洛姆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读弗洛姆《逃避自由》有感

自由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流派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侧重点,在弗洛姆的自由学说中,更多的是侧重于心理学的层面。弗洛姆从心理学的层面认为人之所以要逃避自由,不是真的要逃避自由,而是要逃避所谓的消极自由,摆脱消极自由所带来的自身孤独无力感,摆脱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机制所带来的对人的能力和潜质的限制,以求达到自我能力的全面发挥,获得积极自由,获得最终的人生自我实现,但是在从消极自由跨越到积极自由的路径上,弗洛姆依然过多地依赖于心理学的解决办法,从而使该路径太过理想化,而无法触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弊端的批判。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及其限制——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探析

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使＂自由＂这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在更深的层次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自由只是人类众多价值中的一种,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自由必须受到限制。选择的自由的价值就在于,它使人有机会成为主体想成为的那种人。     

冯契论人的自由

冯契哲学中对自由的阐述应该包含自由是一种境界和自由是一种过程两重含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思想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结合的产物。实现人的自由需要以真、善、美的价值内化德性并指导实践,以"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为方法论原则,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使平凡之人也能够获得自由。     

“两种自由概念”探微

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论述的"积极自由"至少包括以下四种含义:"自我解脱"的禁欲主义自由、"自我实现"的理性主义自由、集体和社会化形式的自我肯定、强调政治参与和"自我立法"的共和主义自由.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与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哲学分析来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都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     

两种“概念”,还是两种“自由”——解读伯林的Two Concepts of Liberty

伯林首先是一个思想史家。解读他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使用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主要是用以概括和考察以往政治思想史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家们对自由的理解,而不是为了直接阐发他本人对自由的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字眼,在伯林这里分别代表的是对自由做不同理解的两个概念,而不是说有两种自由,或自由有两种。对于伯林来说,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一种自由的两个方面。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实践探要——再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就其各自的抽象涵义而言,法治主要是对公民消极自由的保护,而民主主要是对公民积极自由的肯定.应该厉行法治,用消极自由规范积极自由;推进民主,用积极自由推进消极自由;进而在此基础上促进两者的双向互动和动态平衡,以实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辩证统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问题的探索——从李大钊到毛泽东

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相互关系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自由问题的核心之一。本文在回顾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艾思奇以及毛泽东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获得的积极理论成果,也尝试着揭示其中包含的某些重要的理论思维教训。     

论网络时代通讯自由的性质

各国宪法对通讯自由的权利性质有不同的规定 ,这反映了各国立宪者制宪思想的不同。通讯自由权利的实现程度和宪政价值直接受到通讯载体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在网络信息时代 ,通讯自由与公民的隐私权、自由表达权、知情权、财产权 ,及国家安全、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等密切联系和融合。该权利的性质已不能简单地界定为人身权利或者表达自由权利     

两种自由思想视野下的法律家长主义

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19世纪前后,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两种自由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以至于以自由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家长主义在现实中的境况也有所不同.这两种自由都有其固有的缺陷,我们能看到法律家长主义的合理之处和不足.     

自由，美丽而艰难的选择——鲁迅为自由而奋战的一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作家像鲁迅那样酷爱自由,坚决反对强权对个性的束缚。留日时期,鲁迅是以自由为天神的歌者;五四时期,鲁迅为思想争自由,为女性求解放;上海时期,鲁迅为冲决伪自由的罗网而战。鲁迅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为自由而奋战的一生。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及其动因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它发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其产生之社会基础的变化．各国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规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契约公正。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确立及现代社会对其的规制,宏观把握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洞见其发展动因。     

论人权意义上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作为基本权利或基本人权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成文宪法以及相关的区域性与国际性公约所确认。作为基本人权的言论自由是人之为人所必须,是一个人生存所不可或缺的,体现了人权的基本性;言论自由意味着允许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是社会宽容的尺度和标志,体现了人权的宽容性;言论自由应当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尊重,体现了人权的国家义务性;言论自由还应该扩充至经济领域,体现了言论自由的经济性。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具有普适价值。     

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关于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学术通信

自由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离、不可分割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目标。背离自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大弊端,对此,要从中吸取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自由和社会主义民主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自由与民主、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自由与自由主义、自由与法治的关系,从而加快发展社会主义自由。     

从历史发展看迁徙自由的概念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与保护,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对此权利及相关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国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也规定了迁徙自由,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在以后的宪法中没有对此重新加以考虑。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对迁徙自由的概念认识不清,认为它是会对我国目前的城乡稳定带来混乱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此概念进行重新认识。     

新闻自由权权利之源探析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是传统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延伸和发展。新闻自由权的权利主体包括新闻媒体和公民。天赋人权是一切人权理念的真谛，自然权利是新闻自由权最原始的权利基础；人性尊严是新闻自由作为个体性权利基础；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民主权利则演绎的是公民及媒体对监督政府而产生的制度性权利基础。     

论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自由原则亦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原则,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始终。但是,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是对权利的滥用,不利于权利的有效行使和各方主体价值利益的平衡,因此我国合同法又对自由原则进行了诸多合理的限制,如强制缔约、标准合同、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