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法治化：一种对正当性的追问

一方面，全球治理被看作是治理在全球层面的拓展，这种主张把权威置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注意到国家对权威的垄断在以“去地域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表征了全球化的组织特征，体现了全球化的权力运作特别是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运行，看到了人口作为治理的最终目的必然超越国家边界的特性。全球治理可以从事实进程、理念、权力网络和新型人类秩序四个方面进行理解，存在的问题在于秩序的正当性以及跨边界民主的缺失。寻找一种全球治理的规范性模式是对全球治理进行正当性论证的重要基础。法治是全球治理的一种规范性模式，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正当性论证。     

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思维变革与路径重塑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造成重大冲击。面对未来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要跳出依靠自我调节的稳态思维、割裂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碎片化思维,摒弃人为制造差异的等级制思维,适应全球形势的非稳态和系统性变化,并以去中心化思维看待全球化进程和历史发展大势。新冠疫情大流行为重塑全球治理路径提供了历史机遇。从价值上看,全球治理要从维护西方价值迈向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模式上看,全球治理要从大国治理迈向全球共治;从制度上看,全球治理要从注重功能治理迈向注重系统治理;从手段上看,全球治理要从侧重市场逻辑迈向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协同。这既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全球治理方案。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格局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重要论述研究

全球治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当今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上。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必须坚持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遵循维护与创新完善相结合、坚持从国情出发和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等原则,弘扬共建共商共享的理念,把握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着力点。     

西方全球治理的影响与我国的外交对策

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是全球治理兴起的根本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使全球治理不可逆转.全球治理理论反映了大多数人对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利弊兼有.应正视我国在全球治理中面临的问题,辩证地做出对策,坚持中国尺度,全球视野,积极有度地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和多边外交,合理规避各种风险,争取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全球治理视阈下的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在全球化不同的发展程度下,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是不同的。全球性问题的爆发以及相应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出现,是以全球化为背景并且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也会产生重大的变化。作为全球治理主体之一的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较之全球治理理论出现之前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有诸多不同。     

全球环境问题呼唤全球治理

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已迫在眉睫。全球环境问题的特点要求探索环境全球治理的途径,主要应在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进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机制等方面加强研究。     

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及全球治理的必要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民主危机等在内的一系列消极影响 ,但由于全球化改变了国家与市场之间力量的对比 ,仅凭单个民族国家的力量 ,已经很难 (即便有这种意愿也没有这种能力 )对这些后果进行有效治理 ,民族国家之间只有在某种程度上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 ,对这些问题进行全球治理 ,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的全球化。     

全球化与治理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理论一直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而作为新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国际关系大师肯尼斯.N.沃尔兹对此提出质疑,指出现实的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和经济因素的作用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高;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民族国家仍将继续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政治仍优先于经济成为理解国际政治的关键。这些基本论点也反映出了沃尔兹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除非当代国际体系发生根本变革,否则,结构现实主义仍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反全球化运动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全球治理的兴起是对全球化消极后果的一种反应,其治理主体呈多元化。反全球化运动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主体,为实现一个更加全面、公正和民主的全球化,以直接行动、社会论坛和网络反抗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内部的分化与斗争、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在资源上的限制使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功能的发挥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必然要求,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顺利开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对网络发展中国家产生诸多不利,直接损害了网络发展中国家的形象,纵容了网络国际犯罪。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方面,有效的机制和框架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国利益不同,从而在法律制度及对国家主权和人权问题方面存在认识分歧。国际社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尤其是在网络将世界各国联为一体的情况下,地球村已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针对跨国网络问题,只有各国携起手来,构建合作体系,才有可能实现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     

试论WTO法的正当性问题

随着全球治理实践和理论的兴起与发展,WTO法的正当性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以几种质疑WTO法的正当性的观点为基础,提出了WTO法的正当性的含义,并对提高WTO法的正当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略论全球治理理论对当代国际法的影响与挑战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给现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全球治理的理论模式还不成熟和完善,但它已深刻影响到国际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国际法作为调节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对全球治理的实现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国际法也应积极适应全球化的潮流,使其和全球治理理论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得到共同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更积极地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扮演维护者和建设者的角色。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组织法研究——理论动向及方法论反思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行动者,同时国际组织的官僚化也不断提高,责任缺失现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对国际组织法和国际法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法理论在最近七八年里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其间宪政主义、全球行政法和公权力学说三种最新的理论发展尤为值得关注。这些理论发展表明了国际组织法研究方法和旨趣的变革,即从关注国际组织内部组织架构,到关注国际组织的外部权力行使及其正当性。     

国际社会进行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与内在张力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拥有全球治理的合法权利。在现代国际社会,全球治理的进程划分为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时期、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时期、冷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全球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带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人权等价值理念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都是国际社会限制绝对主权、进行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这两个方面的内在张力,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与发展前景。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球治理与国际立法模式的转变

本文以对全球治理基本特点的分析为基础,指出全球治理对国际法律规则的创制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际法律规由于立法模式的限制,以及调整对象的局限,严重滞后于全球治理的需要,进而提出必须改进国际法律规则的立法模式。最后,通过对目前关于国际法律规则创制变革主要理论的分析,提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律规则创制必须以以民族国家和政府为中心,非国家行为适当参与,主次分明的多元式立法为立法模式。     

全球治理中金融监管制度创新对上海的启示

一、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模式 全球治理主要包含以下五个要素：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客体或对象以及全球治理的效果。一些学者把这些基本要素分解成五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群：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