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问题——以渐进式废除死刑为视角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是一味宽缓、从轻的刑事政策,重罪抑或重刑中的宽严相济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问题正是该类问题的典型代表。因此,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渐进废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新动向——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了相应修订,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明确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成立累犯,扩大了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这些修订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切实体现了刑罚社会化的要求,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进一步走向完善,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最新动向。     

《刑法修正案(八)》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月25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对刑法的修改,是我们国家刑法史上非常重要又十分重大的一次修改。它在刑法理念和刑法制度方面都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跟大家一起来研究学习这样一个法律修正案,对我而言也是一次很好的对刑事立法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刑法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假释制度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假释制度是刑罚执行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然而,由于我国在假释制度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完善、运行机制不畅通、释后监管不到位以及对于假释制度的误解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一制度在我国的适用率极低,假释制度的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这违背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应在对我国假释制度适用现状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假释制度。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以刑法修正案为视角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基本合理,主要表现为：犯罪圈扩大;合理的非犯罪化或从轻化;保持经济、行政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入罪标准科学化。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趋向加重;缺乏超前和预见性;部分罪名修改缺乏一体性考虑。建议在未来金融刑法立法上。谨慎保持扩大犯罪圈的趋势;改变立法的重刑结构;注重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我国死刑制度改革述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死刑制度进行了完善:适当减少了死刑罪名;增加规定一般情况下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调整了死刑与生刑的结构关系。此次刑法修正对于死刑制度的改革体现了立法者对于死刑适用进行控制的态度,实现了我国刑罚结构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体现了我国法制建设坚持积极与稳妥并行的思维。现行刑法关于非暴力性贪财图利犯罪和风化犯罪的死刑规定仍有待废除。     

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我国的死刑改革

《刑法修正案（八）》的亮点之一就是对死刑的改革。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因其严厉性、残酷性、非人道性和不可纠正性而长期为人所诟病,死刑之存废也是学界一直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对死刑依然保持现状或轻言完全废除都不可取,应当是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适用上对死刑进行有步骤的、渐进式的改革。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关系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之间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但刑事政策本身并不是刑法解释的原则.作为中国刑事法治中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原则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从刑法解释的目标看,刑法解释究竟是在何种层次和境况下揭示及阐明刑法条文的含义,应由解释主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要义来确定.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确立于现代社会,为我国刑法的修改提供了新动力,它的落实要求在刑法的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从人性、人道和人权多个方面体现了人文精神,立法者和司法者应通过对其内容的研究,促使刑法同人文精神更好地结合,使得我国刑法更趋合理和文明。     

我国缓刑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之结晶,是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必需。它为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完善与司法实践提供政策性的指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化之困境与路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适用范围广泛,具备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应当将其定位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境,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的谦抑性的部分内容相偏离,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视角看我国死刑改革之不足

自我国确立“严打”的刑事政策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变化,“宽严相济”成为了刑事政策的主流内核,而这一转变的影响在死刑改革问题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共废止了22项罪名的死刑配置,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逐步甚至全面废除死刑。但从多角度考虑,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不妥当,首先,废除死刑忽略民意,有悖人类天然的心理需求,和与之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不符,与我国当前的犯罪形势不符;其次,我国首先取消的是某些非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但其缘由是有违罚当其罪的刑法基本理念。我国死刑改革这一问题不应该走精英化道路,应当充分考察民意,将民意纳入到死刑改革的调研当中;更不应该盲目跟随国际潮流,追求片面的人道主义,刻意追求“宽”而忽视“严”,应当严格认定犯罪的性质,坚持罚当其罪的基本理念,并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相契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符合“宽严相济”的内核要求。     

人格理论视角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相适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击和控制犯罪.为此,我们应当结合人格刑法理论,在定罪、量刑与行刑时,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格,抛弃传统的刑罚万能观念,该宽则宽,该严要严,二者结合,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作用.     

刑法的谦抑性——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一些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的规定,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出现了颇多争议。刑法的谦抑性,作为刑法的价值追求之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刑罚执行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八）对涉及刑罚执行法律规范的修改和完善,蕴涵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行刑社会化以及刑罚个别化的立法精神。对刑罚执行内容的重度调整,必将给刑罚执行工作带来深刻影响,使我国的刑罚执行面临诸如非监禁刑的具体执行、监狱压力增大、新型罪犯的改造质量等一系列新的挑战。     

论我国的刑罚结构改革——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事政策是刑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我国适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此适应,刑罚结构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刑罚结构主要存在刑罚种类过少、刑种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和比例不合理这两大问题,应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以促进我国的刑罚结构改革。     

浅论我国死刑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仍旧保有死刑的国家,在死刑的存废问题上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刑法修正案（八）在坚持死刑制度不废除的前提下继续了对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在死刑问题中的核心理论就是主存论和主废论。废止死刑应该是一种历史趋势。刑法修正案（八）中减少了死刑的数目,严格了死刑适用的范围,科学化了死刑适用的程序,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从刑法修正案（八）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死刑制度建设的完善和法治建设的发展趋势。     

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文化解读

文化的世界是抽象的人类世界,是符号的世界,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中国传统的刑法文化存在着复杂多样甚至是矛盾冲突的多重性格,既存在着慎刑主义与重刑主义的对立,也存在着泛刑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的文化争鸣,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分别是这两种法制现象的理论源泉。正是这种兼容的多元文化传统为后世的刑法实践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也为我们对犯罪的预防对策和控制模式提供了研究上的启发和帮助。我国现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不完全是学习西方——拿来主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刑法第八次修正案要点综述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涉及刑法总则,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修正案。就刑法本身而言,本次修正使我国的刑法体系更加完整全面,刑罚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得到了更加充分、切实的贯彻和体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