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证据独立性的基础

受同态复仇的量刑模式影响，法定化量刑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存在。其导致刑事审判基本多集中于如何定罪，形成了服务于定罪，以定罪证明为中心的传统刑事证据法。量刑的精细化和传播的大众化，使得量刑公正和量刑均衡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从而为量刑证据从幕后走向台前提供历史机遇。量刑的目标追求和指导原则是量刑事实特殊性的基础．量刑事实构成的...     

合理运用量刑证据 有效开展量刑控辩

2010年10月1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正式实施,从实体法上对审判机关适用实体法进行指导,实现量刑规范的实体正义。2012年3月修改的新刑诉法把量刑控辩程序纳入审判程序,明确规定了"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使量刑规范实现了实体与程序的双重正义。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同样要求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才可使用的规定,从立法层面上对公诉量刑建议工作提出了要求,强调了公诉工作定罪与量刑方面的双重职责,这就要求公诉机关审查办理案件过程中摒弃以往工作中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既要重视定罪证据,又要重视量刑证据;同时也强调了辩护方对量刑证据的调取、答辩职责。显然,充分有效的量刑证据支持对开展量刑控辩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本文在量刑控辩程序的立法意义之下,指出在目前的控辩程序环节中,控辩双方在收集、运用量刑证据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对策,以期对量刑证据工作改革尽绵薄之力。     

论我国被告人品格证据在量刑中运用的完善

在我国,关于被告人品格证据在量刑中的运用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运用则是当前刑事审判活动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英美国家在品格证据运用方面有着完善的适用规则,因此,借鉴英美国家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的量刑程序,能够促进量刑的合理化,实现量刑公正。     

浅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

量刑建议作为检察机关从事刑事诉讼活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被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司法实践。为能充分发挥量刑建议对法院判决进行监督的法律效果,文章以《刑事诉讼法》修订为契机,分析量刑建议权行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面临的新要求,并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证据属性及其司法适用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属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司法实务和理论上看,应当将认罪认罚具结书作为量刑证据的一种。通过明确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属性,能够一定程度上证明认罪认罚的成立与否,还能够适当化解检法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明确值班律师或者辩护律师在具结书上签字的行为效力以及出现冤假错案是否需要承担不利后果。认罪认罚具结书作为量刑证据,应当满足形式和实质上的要求。同时应当改变目前由检察机关承担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举证责任,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被追诉人一方承担具结书有效的证明责任。因检方具有压制被追诉人的动力和资源,也基于检察官客观义务,检察机关应当证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法院对此负有监督责任。反悔后的具结书可将其作为证明被追诉人存在坦白情节的证据材料。     

谈谈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认识

随着“两个意见”的出台，我国的量刑规范化逐步成型，量刑从幕后走向台前。这是我国的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将就量刑规范化的基础问题进行讨论，说明我国量刑规范化的理论现实意义，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杀人行为类型化探析

我国刑法关于杀人罪的规定是概念法学的产物，也是类型化不足的典范，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在于其过于简单的罪状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罪状与刑罚不匹配以及立法模式零乱等。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而造成的量刑基准混乱的现实，严重损害了罪刑法定原则，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大量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杀人行为类型化既有其理论上的根据又有实践上的依据，类型化就是区别化，是概念式思维的补充。杀人行为类型化的意义在于它能使量刑的基准细化，弥补行为评价的不足以及有效消减死刑适用条款等。杀人行为类型化的哲学依据是相对意志自由；类型化的标尺是犯罪效应。杀人行为类型化的思路是首先将杀人行为区分为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两种；故意杀人行为又根据责任阶梯分为：普通故意杀人、加重故意杀人及减轻故意杀人；减轻的故意杀人又依据行为类型分为：挑衅杀人、应请求杀人、帮助自杀、教唆或者逼迫他人自杀等。本文还讨论了各种杀人行为的认定规则。     

1起杀人纵火案指纹提取及显现的几点体会

1 案例资料 2007年11月8日，我市一出租房内发生一起杀人纵火案，消防人员接到群众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灭火后，发现在室内地面有1具男性尸体，并且头部有多处利器创，遂报警。     

全面应对刑诉法修正案对公诉工作的挑战

刑诉法修正案出台后,对公诉工作有新的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增加了庭审难度、量刑辩论考验着公诉人素质与经验、简易程序开庭加大了公诉工作量、证据制度的改革考验公诉人对证据的甄别力等等,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公诉部门要着手应对,用自身的实际行动迎接刑诉法修正案的正式实施。     

审判中心视域下量刑证据相关问题探析

审判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必将进一步强化庭审对量刑事实、证据的调查和辩论环节.从理论上区分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进而厘清量刑证据的含义十分必要.公正量刑基于庭审对证据的充分质证,并运用量刑证据认定量刑事实,由此需要把握好量刑证据的收集运用环节,并坚持科学量刑证据规则的指导.     

被告人参与量刑程序问题研究

近几年的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把重点放在检察机关与法院活动的变化上,却忽略了被告人对于量刑程序的参与。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之中不仅能有效地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其本身的参与也正是程序正义的重要表现。刑诉法的修改与"两高三部"颁布的量刑规范意见一同为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被告人积极参与量刑证据收集时,法检也应当履行适当的义务。同时法院对量刑程序应当适用变通的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这样才能使被告人真正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来,并有效地促进量刑公正。     

量刑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单纯提出量刑建议并不等同于量刑监督,检察机关需要关注诉讼过程中一切可能影响公正量刑的因素和环节。量刑监督不是审判之上的监督,需要的是检察机关的深度参与。检察机关在全面收集量刑证据和保障被害方参与量刑过程上负有义务;同时,应当将对法院认定的辩护方量刑证据的真实性和量刑裁判的说理作为量刑监督的重点,只有将二者结合,不断提高自身的调查能力、加强知情权的建设,才能实现促进量刑公正、约束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监督目的。     

论我国量刑检察建议制度的实践现状及其建议

本文对我国的量刑检察建议制度现状进行了简要的考察,并给出了合理建议,以期为构建和推行量刑检察建议制度有所助益。     

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

与以犯罪行为为导向的定罪程序不同,量刑程序是一种以犯罪人为导向的刑事诉讼程序,因此,为实现准确量刑,量刑前对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尤为重要。我国少年司法改革对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启动与实施、内容、调查程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成熟经验。未来,我国普通刑事诉讼中量刑程序的改革可以从少年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以及其衍生制度中汲取经验。     

论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

情节在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起到很好的中介作用,狭义的量刑情节证据是反映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和犯罪行为前后情况的事实材料。廓清行为事实与行为人因素基本界线,对侦查取证工作及后续的诉讼活动均有实践指导意义。侦查取证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全面、主动取证、自由证明的基本规则。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工作思路:在取证渠道上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展开;在取证内容上相对精细化;在取证方法上注意引导案件当事人与法律合作;在侦查终结阶段重视量刑情节证据的移送工作;在起诉审判阶段积极配合公诉机关补充量刑情节证据,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与司法部门的常规沟通机制。     

酌定量刑情节在故意杀人死刷案件中的适用

酌定量刑情节在死刑案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故意杀人犯罪为视角，从一般应当从轻和一般应当从重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并提出了多个酌定量刑情节竞合的适用原则。     

论量刑制度改革之困境与实践——以检方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两高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颁发,检察机关依法开展了量刑建议程序的实践活动。笔者作为基层检察机关的一线办案人员,亲身体会到量刑制度设想在实践办案过程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困境。因此,笔者试图通过阶段性的总结,在考察了量刑制度的制度设计,重点分析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试图厘清症结,寻找解决方案。     

基层检察机关施行量刑建议的处境与出路

量刑建议制度的提出其出发点是为了司法的进步,现今学界多是关注对量刑建议的理论研究,普遍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具有可行性,可以防止司法腐败,有利于合理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公正目标,并推进刑事诉讼改革,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发挥出其应该有的作用。本文在此试就基层检察机关如何妥善施行量刑建议作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证据规则在量刑程序中的展开——审判权的规范化运行

伴随着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逐步形成和确立,对于量刑程序的研究也摆在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面前。如何在一次庭审活动中正确地界分定罪和量刑两个程序,让量刑程序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达到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并重,不仅需要理论的支撑更需要司法的探索,而这其中证据规则尤为重要。在量刑程序中,量刑证据具有区别于定罪证据的特殊性,其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也当然地发生变化。量刑证据规则的确立不是打破既有规则的重构,而是对定罪证据规则的必要补充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