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融合背景下中国行政审判模式的重构

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大模式不再截然分野,走向互相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模式融合的大背景下,我国现行的强职权主义行政审判模式日益显示出与生俱来的弊病,必须加以抛弃。我国未来的行政审判模式既不应是当事人主义,也不应是职权主义,而应选择职权—当事人主义,并按照此种模式对我国行政诉讼有关制度进行重新设计。     

适用法院附设ADR制度处理相邻权纠纷研究

法院附设ADR区别于传统的法院审判程序,在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属于通过合意解决纠纷的机制,其在解决纠纷中的优势以及相邻权纠纷的特点,决定了在处理相邻纠纷中引入这一机制具有可行性.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对于相邻权纠纷实行强制性的ADR,将ADR程序作为法院审理相邻权纠纷的前置程序.同时,对于法院附设ADR应从制度上予以规范,从而将其制度化.     

论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之文书提出义务

当事人将其所执之文书提出于法院乃其对法院所负之公法上义务,且为限定的公法义务。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当事人文书提出义务之应有范围及适用程序。最后,本文阐析了当事人违背文书提出义务之应有效果。     

美国民事诉讼中的挑选法院之原因研究

挑选法院是美国民事诉讼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其理论和司法实践一直在探讨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对美国挑选法院的原因做出分析。     

试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仅在个别地方进行了笼统而抽象的规定,无操作性可言。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形势的变化,一些人也热衷于法律工具论,使得我国民事诉讼过程中诚信缺失现象甚为严重,既增加了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累,又给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效率带来严重影响。我国《民法通则》早已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民事诉讼领域中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应当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业已达成共识,但对如何确立及具体适用的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中人民法院的法官和诉讼参加人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两个不同角度,对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适用进行探讨,分析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法院的职权构成——以镇江地方法院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法院,既有刑事侦查、刑事公诉、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等司法职权,也有人犯监管、监所监督、公证和律师管理等司法行政职权。它既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也是看守所、公证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这构成了其与今日法院职权的重大区别。厘清这一基本问题,有助于正确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     

论法院在仲裁制度中的角色

本文拟从传统的法院监督仲裁的角度入手,通过对法院监督仲裁的质疑,提出法院的社会作用并非司法监督的观点,进而论证法院在仲裁制度中的角色并非在进行司法监督,从而提出重建法院与仲裁制度的关系,弱化法院对仲裁的干预,从而贯彻仲裁的一裁终局性。     

海峡两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兼论大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之完善

中国大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操作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而通过与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状况、当事人、范围、法律适用、裁判等方面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大陆立法之不足是主要原因.本文期望能从此比较分析中得出对即将修改的大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启示.     

论被告人供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转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特有的诉讼制度,它横跨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个阶段,力求在一次庭审中解决相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问题,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诉难以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案结事了,在审判程序中处境尴尬,并未实现程序设计者的初衷。在当前我国两大诉讼法进行大修的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何发展完善,应当受到重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中,刑事证据向民事证据的转化,尤其是作为最重要言词证据的被告人供述的转化,是重中之重。实现程序化的证据转换,以体现程序的秩序价值,衡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行使之落实——基于宪法适用的角度

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适用宪法的方式主要是立法适用、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宪法适用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究其原因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方式以会议为主,职权行使存在间断性,缺乏相应的程序法。对此,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立法力度,增设宪法委员会。     

论武装冲突法在网络军控中的适用

随着网络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实行网络军控势在必行。武装冲突法基本原则在应用于网络军控中面临着现实挑战,应制订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建立健全网络军备审查机制,确立我国网络军控活动的基本原则。     

论刑事和解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国家起步于17世纪,而在我国还难以称之为制度,关于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均尚处于不断的研讨与探索之中。今年来,重罪可否适用刑事和解则被推至理论交锋的前沿:反对者从违反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削弱一般预防功能、滋生腐败等角度进行抨击;赞成者则从国家权力部分让与被害人以及恢复性司法价值等视角予以回击。从法哲学层面而言,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是利弊兼具的。综合分析,刑事和解凝结了新的时代意蕴,承载着更加合理的社会价值,有序、有效地引入重罪案件中的适用是利大于弊的。同时重罪案件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要充分关注可能出现的若干负面问题,并逐步加以调试和改进,以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7条

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在"法则区别说"时代遵循的是"动产随人"原则。随着商事交往的发展,萨维尼提出的对动产和不动产物权一律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观点逐渐受到认同。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7条的规定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在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引入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但是没有进行适当的限制,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     

论正当防卫在司法适用中的偏差防范

近些年来,从"于欢故意伤害案"到"昆山龙哥反杀案"再到"丽江退伍女兵反杀案",刑法中正当防卫条款越来越引起社会媒体和大众们的关注,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如何保护自己,限度又该如何掌握,成为了社会热议的问题。在司法适用中对构成要件理解存在偏差、对条文逻辑性存在理解不同以及司法维稳的工作需要使得对该条款适用不当。回归刑法目的,重申刑法价值,司法人员应当更加有担当,鼓励人们在遇到不法侵害时敢于合法行使自身防卫权。     

论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定位

随着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积极稳妥推进,如何进一步提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的质量、效率和针对性,愈发成为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中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完善法院审判工作与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衔接机制,健全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移送“合宪性疑虑”的制度,是学术界近年来的讨论热点话题之一[1]。不过,学术界的这一思路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我们应当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和各级法院审判工作实践出发,慎重定位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     

论从属性原则在欧盟成员国中的法律适用

从属性原则是欧盟法中的一项宪法性原则,它的基本意义在于抵制欧盟机构权力的过度扩张,维护成员国的主权权利。根据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从属性原则的实现主要依靠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成员国对欧盟机构提起的涉及从属性原则案件,都没有得到欧洲法院的支持。本文通过对英国诉欧洲理事会工作时间案以及德国诉欧洲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存款保证案的分析,发现欧洲法院对从属性原则的保守态度,与其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态度、与欧盟机构的组织关系以及所运用的司法技术有关,因此,从属性原则难以依靠司法审查的方式得以实施。     

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的冲突与协调——以跨国知识产权诉讼为视角

跨国知识产权诉讼是当今各国对知识产权进行国际保护的主要途径.如何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诉讼中遵循国民待遇原则,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关键.由于跨国知识产权诉讼的复杂性、新颖性以及相关立法的滞后,造成了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为片面追求司法任务的简单化,往往会拒绝外国原告的诉讼.不方便法院原则就成为拒绝当事人诉讼的最好理由,其中美国的做法最具有代表性.这与TRIPS协议等保护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所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相冲突.为给予国际知识产权流动以更多的保护与协调,各国应完善跨国知识产权管辖权体系,确立严格的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标准.     

论网络侵权管辖中的挑选法院——以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5条的理解适用为中心

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5条首次就信息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作出规定,加之一般地域管辖的被告住所地标准,当事人可在多个管辖联结点中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法院进行诉讼。相关民事裁定中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管辖联结点,法院对此态度不一。网络侵权管辖中的挑选法院具有合理性,滥用才会产生不良影响。应正确理解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并对后者进行限缩性解释,防止一方当事人"过分"挑选法院,并将挑选法院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