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督教右翼的复兴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复兴期以来，美国新基督教右翼（NCR）的政治活动能力有了大幅提高，与共和党领导层之间的政治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受他们的影响，美国外交中的“道德”因素越来越突出。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他们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度骤增，成为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不过，由于外交理念和行动的独特性，NCR对今后美国外交的影响仍将主要停留在战术层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如此。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中美关系

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在中美关系上,鼓吹"中国威胁论",推动强硬政策,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麻烦制造者",损害了两国的国家利益.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可能长期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美关系必然回归现实与理性.     

赫尔姆斯的“道德外交”

赫尔姆斯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其显赫地位，也不仅仅是由于其政策主张的异常强硬，更在于其外交政策思考有着自成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他对“道德”的强调，又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策代表性。本文先追溯“道德外交”的缘起，以赫尔姆斯的政治生涯为线索，分析其政治基础、政治策略和保守主义立场，然后指出赫氏“道德外交”的基础，总结其政策表现和内在逻辑，最后集中讨论赫尔姆斯的对华政策立场。     

美国"新保守主义"研究状况评述

近年来,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研究成为我国对美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在涉及新保守主义的发展演变、内涵特征、代表人物与相关机构、主要观点及政策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对此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评述,旨在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浅谈美国的环境外交

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与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各国政府逐渐将环境事务纳入对外政策考虑范围,环境外交随之兴起。作为世界政治舞台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环境外交领域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尝试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美国国际环境外交的演变进行简要的梳理,从而较为深入地发掘其环境外交的本质。     

美国慈善基金会与美国外交

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独特现象。慈善基金会不仅在美国国内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基金会促进了美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是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表现。慈善基金会在追求自身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传播了美国的民主自由的观念,客观上也帮助了受援的国家和地区。     

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外交政策中的悖论

以“军事优先、普世民主、单极霸权”为基本内核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布什外交中发挥着重要的谋篇布局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潮流中,单边主义遭遇多边合作、意识形态让位于国家利益、普世民主接受民族主义的挑战,使得新保守主义这一强调单边,追求自我的国际政治思潮在不断的实践中陷入困境,构成在指导实践时出现的理论悖论。     

宗教影响美国外交的向度研究

美国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发达国家之一。宗教无论作为抽象的精神力量还是实际的社会势力,其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宗教与美国外交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几百年来宗教理念对美国精神的塑造与深入,同时也体现在宗教因素对总统选举、国会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广泛影响之中。     

犹太人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犹太人是参与和影响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犹太人的人权活动在主要参与者、目标、策略和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现实利益考量、传统价值观、历史悲情（尤其大屠杀）等因素，都将犹太人推向美国人权外交的前沿。在犹太民族主义、“美国信条”和普世正义之间，犹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以“美国信条”界定的美国利益，是美国犹太人参与人权事务的两条基本准绳。对犹太民族根本利益的考量有着优先性，但从美国公民的立场出发，他们在人权外交中的民族诉求通常也须与“美国信条”相合，服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难免表现出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     

“天赋使命”与美国外交——兼论外交哲学的作用

"天赋使命观"是美国外交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1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体现.它的基本含义是:美国受上帝委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为此,美国自视为天下唯一的道义之邦,用自身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认为在外交方面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推广到世界各地."天赋使命"意识对美国外交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看布什第二任期的政策

在布什第一任期,美国国内对外交政策争论激烈。一方面,辩论双方的一些共同点是有利于布什政策的。另一方面,布什新任期的表现也在注意政策调整以减少批评,特别是争取国际合作。因此,布什目前的政策比较符合美国公众的期待。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是当代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现象。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与干涉及维和密切相联。干涉、维和与“国家重建”往往与危机和冲突有关,可以视为解决危机和冲突的不同模式。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常常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标国的危机和冲突,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的解读

如何看待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建构是第一性的,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实力至上,美国学者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在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则强调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同是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变量.他们还将观念分解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3种形式,它们通过提供行动指南,增进共识和建构制度等方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这些争论提示我们,我国的外交战略既要立足于物质实力的增强,又不能忽视观念的作用;既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观念建构,又要避免意识形态对抗.     

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

对外政策分析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这一领域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流派,其中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多元启发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对外政策分析学界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论。它结合了理性选择理论和认知理论的优点,将二者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来分析一国的对外政策。本文对近年来多元启发理论的发展进行了介绍,试图概括出该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主要内容与分析框架,并对它进行简单的评析。     

高科技互联网公司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美国信息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崛起的高科技互联网公司聚集了大量的市场和技术资源,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国内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对高科技互联网公司的政策偏好以及行动策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争取将新近崛起于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方发展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理性参与者和维护者。首先是对高科技公司关注的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议题进行积极回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在上述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环境的改善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符合中国长远的发展利益。其次是加强中美两国从政府、行业以及公司层面的高科技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最后是突出强调高科技公司多元文化价值观中的世界多样性原则,争取其对中美两国"和而不同"的新型关系的理解和支持。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并不构成威胁,而是对世界多样性的贡献,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尊重彼此价值观的基础上互利合作,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外交三十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

本文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进步与转型的一种评估。作者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外交正在形成静悄悄的革命,其演进方向与全球进步的潮流是一致的,即:更加慎重的军事力量的使用;更加看重市场和贸易的因素;更多介入国际组织和法律的制订与实施过程;更加注意外交学习和制度创新;也更加强调外交为民服务和以人为本的宗旨。同时,作者指出了需要改进和加强的一些地方,如:"和谐世界"理念的落实问题;对外部批评的某些态度问题;应对复杂的主权纠纷时的不足问题;外交服务对象多重性的平衡问题;相对美国而言外交应对机制的单薄问题;资源的有限性与涉外安全需求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现象;以及外交公信力研讨上的不足;等等。作者在看好中国外交转型的前景的同时,指出了这种转型的任重道远。     

曼莫汗·辛格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

重新执政的国大党辛格政府在评估周边环境的基础上,对印度的周边外交政策作了调整,涉及到南亚、印美、中印关系和进一步发扬不结盟精神,展示了21世纪印度外交的特点与动向。调整后的外交政策更加灵活务实,充分反映了印度独立的外交原则和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理论建设

“和”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脉络,“和”的核心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思想是指导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宝贵思想源泉。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建设不断取得发展,“和而不同”思想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领域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中,也为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外交决策的微观认知视角--对杰维斯认知理论的几点评价和思考

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是运用认知理论从微观层次研究国际政治的重要著作。他引入了“知觉”这一心理学概念,探讨了知觉以及错觉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从而为人们打开了决策“黑匣子”的一个运作机制及过程。他的理论精致到细微之处,对于学术研究和外交决策实践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但是,像所有的理论一样,杰维斯的认知理论也有不足之处,本文将主要对此不足与局限作一梳理和评价,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想法。     

对当前国际形势特点与我国对外战略的几点想法

冷战后“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的斗争是决定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的突出问题。“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问题提到全球战略的第一层面,加大对本土防范,但美国谋求对世界领导权的根本目标没有改变。霸权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都对当前的世界构成威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应该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并重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