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问题研究——以浙江温州吴英案为视角

集资诈骗罪主观构成条件必须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相关司法解释中推定依据存在不足。吴英的行为不属于＂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或＂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情形,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中,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把是否存在逃避返还资金的行为作为推定的前置条件,还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资金用途、集资方法。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以裴某为首的犯罪组织为样本

我国法律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致使司法实务中在理解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上存在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时,应注意把握对行业、区域、控制程度的理解。对一个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判断是一种法律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并不影响该组织的实际性质;黑社会性质组织维持结构稳定的要素或纽带既可以是团体的纪律,也可以是组织者、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以及组织产生、分配的利益。对其经济实力特征的认定,不宜对立法解释规定的＂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作狭隘理解。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行为的理解,应紧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侵害客体和本质特征,即限于扰乱公共秩序,包括扰乱公共生活秩序和公共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     

合同诈骗与金融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认定等问题的探讨

在合同诈骗和金融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其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于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合同诈骗与金融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标准及其适用中存在的几个难点问题加以探讨。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非形式逻辑在司法裁判中的运作——以“指导案例17号”为分析样本

传统的演绎逻辑由于其人工语言载体的缺失,司法裁判结果经常遭遇困境。考虑到非形式逻辑的兴起以及自然语言载体的特性,在传统的三段论之外,需要借助非形式逻辑推理得出裁判结果的合理内核。非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主要包括归纳、设证和类比,这些不同的方法在司法裁判的事实认定、法律规范发现、结论作出等方面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并呈现出较为融贯的整体运作模型。     

论贩卖毒品罪认定的三个争议问题——以真实案例为研究素材

贩卖毒品严重威胁和危害了公众健康,是毒品犯罪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犯罪。贩卖毒品罪是一种抽象危险犯,其侵犯的法益是公众的健康,因此必须根据贩卖毒品罪所侵害的法益来对"贩卖"进行实质性的解释。在吸毒人员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上,应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2000年《南宁会议纪要》、2008年《大连会议纪要》以及2015年《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进行判断和计算。"毒贩子"协助警察诱惑其他毒品犯罪分子出卖毒品,并在控制交付下抓获其他"毒贩子"的,应该认定为立功,但如果其立功线索系其家属通过不当手段所提供的,则不能认定为立功。     

“协助抓捕型”立功的司法认定——以接电话“稳住”同案犯行为为例

"协助抓捕型"立功是我国立功制度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构成立功不需要对行为人进行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协助抓捕型"立功中的其他协助抓捕行为,需要遵照体系解释的原则,将其他协助抓捕行为与法律明文规定的协助方式进行同类解释。抓捕的结果需要与行为人的协助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接电话"稳住"同案犯的行为并未达到"协助抓捕型"立功所要求达到的程度与确定性,与抓捕的结果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协助抓捕型"立功。     

当下中国自主型司法模式生成的法治基础——以“能动司法”为样本的分析

能动司法的兴起,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紧密相关,也与法治中国道路的不断探索密切相联;既因为法院文化建设逐步受到重视为能动司法的深入实践提供了法文化软实力的支持,也由于传统中国司法文化的现代价值为能动司法的形成与实践提供了历时性的法律资源。可以说,是这些复杂而综合性的法治因素和法治力量共同作用下,催生了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司法模式。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既要重视这些法治因素,也要充分尊重、培育和利用这些法治因素。唯有此,才能顺利的推进司法的自主型改革与发展。     

对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情节认定的实证研究——以福州市基层法院90份民事判决书为样本

通过对福州市基层法院90份涉家暴离婚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可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3年以来,司法实践中对"家庭暴力"的认定过于保守,即使认定了"家庭暴力"情节,也无法对施暴人造成实体法上不利的法律后果,过低的违法成本无法有效防治家暴行为。为此,应调整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证据认证规则,区分受害人不同的诉讼请求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以更加有效地认定家暴情节,同时明确施暴人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以实现法律保护受害人的立法初衷。     

量刑说理研究：现状、标准、成因及改革--以2014年8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

长期以来,作为刑罚问题的重要一环,量刑结果得出的过程,即量刑说理在刑事裁判文书写作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从201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从201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正式实施,改革对裁判文书中的量刑说理亦作出了明确要求。然而,量刑规范化工作的实施对我国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有何启示,会产生什么影响?因而有必要在考察量刑说理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之上,全面分析探讨问题成因、说理标准及改革对策。     

论“灰色地带”的“罚款”的法律性质——以《水法》第70条为例

“灰色地带”的“罚款”是一类既具备行政处罚中“罚款”的法律特征,又具备行政强制执行中“加处罚款”的法律特征的特殊类型的罚款。关于该类“罚款”的法律性质,没有法律进行明确规定,而且无论是将其归入行政处罚中还是归入行政强制执行中都存在阻碍。故此,只能对该类“罚款”的法律性质进行“策略性”定位。根据优势特征原则以及对该类“罚款”中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先前行为进行性质认定,将该类“罚款”纳入行政处罚中的“罚款”更加合理。     

对“关系密切的人”的理解与认定——以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为例

本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中“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在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与认定的探讨,认为只要是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关系,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收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即构成斡旋受贿罪。     

直觉思维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及其防范机制的建立——以“佘祥林案”为样本

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直觉对人的思维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显而易见,直觉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凭借内心的直觉,在证据与事实之间构筑一道桥梁。由于直觉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和臆断的可能性,因此容易导致法官的判断出现偏差,这也是造成许多冤案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范机制,避免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出现直觉思维的偏差,值得深入思考。     

论司法实务中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以财产侵害类案例为视角

目前,司法实务中处理醉酒型犯罪时存在不问嫌疑人犯罪前醉酒原因,不看犯罪时和犯罪后嫌疑人的客观表现,将醉酒行为直接等同于犯罪的主观故意,以及客观归罪带来定罪不准确和罪责刑不相适应等问题。尤其是醉酒型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涉及财产侵害领域类的案件相对罕见,尚未形成成熟的定罪量刑模式。对此,可以借鉴危险驾驶罪、袭警罪、故意伤害罪的推定方法和认定标准,充分结合醉酒程度、普通人标准以及客观性证据,准确把握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环境刑事司法问题研究——以古田县法院“补种复绿”生态补偿机制为例

随着生态资源价值的日益凸显,我国涉生态资源案件的数量与类型不断增多,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下单一的刑罚手段已无法有效解决环境犯罪行为中人与环境的关系。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将以恢复、预防为主的恢复性司法引入环境犯罪案件逐渐受到司法界关注,古田县法院"补种复绿"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其中的典型尝试。"补种复绿"在古田县近年的环境犯罪预防及恢复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法源依据不明确、适用对象具有局限性、事后监管力量薄弱的问题。结合国内其他地区的试点情况,将生态补偿机制纳入环境刑事司法模式,同时配合实施过程的保险机制与监督机制,是实现生态环境之有效保护的可行之径。     

语言史研究要尊重语言事实——以“(是)…的”句的“语法化”为例

语言事实表明,“(是)…的”句并不源于判断句的语法化.最初“(是)…的”句中“的”的位置还可以出现“了/来”等动态助词,构成“(是)…V+助词”结构,表达现代汉语中“(是)…的”句的句义.从来源上看,“(是)…的”句中的“的”最初与“了”一样是表动作完成的动态助词.语言史的研究要尊重语言事实,不能脱离语言事实进行理论推演.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妇女离婚问题——以江苏省高等法院1927-1936年民事案例为例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妇女在法律上拥有与男子平等的离婚权利,但是,从原因来看,妇女提出离婚诉求主要是因为男方的虐待、遗弃以及疾病,并且,在通奸问题上,男方与女方有明显不同的表现.妇女的离婚不仅受到了法律上证据问题的困扰,还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在离婚后的妆奁与抚养费用上,妇女的合法权益一般得到了法院的保护.     

贿赂犯罪“数额+情节”模式运行实证研究——以J省2016—2017年的判决书为研究样本

贪污贿赂犯罪中"数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模式赋予了情节独立的评价功能,特别是提升了"从重情节"的地位。但实证研究发现:数额支配情节的罪刑配置关系依然存在,情节仍未获得独立的定罪量刑功能,更未补白数额标准提升留下的空白;相反,《刑修(九)》后,贿赂犯罪财产刑虽有所提高,但判处的人身自由刑的刑期大幅降低,对行为人有利的情节适用频率远高于不利情节,背离了从严惩治腐败的立法初衷。犯罪的本质与罪刑关系决定了数额在贿赂犯罪中的重要地位,但更应提升从重情节的作用。为此,应进一步丰富常见的从重情节类型,细化情节适用条件,降低真诚悔罪、退赃等从轻情节的地位,方能求得公平正义,实现严惩腐败犯罪之目的。     

试析“以问题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理路——以国史分期理论为例

在历史科学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理路对历史研究者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研究国史分期理论为例阐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理路应该注意的五个方面，认为这一思路可视为顺向研究、逆向追溯等宏观研究思路的重要补充。     

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基于“青红社工”案例的行动研究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着价值承担和干预效力之间的内在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把社会工作实践置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指引下,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工作干预效力。但实践处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都在挑战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专业模式。推行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往往遮蔽了反思性能动主体。因此,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就能够更好地平衡好社会工作价值投入和干预效力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