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社会治理中法治与德治的有效结合

网络法律调整范围的局限性、调控成本的昂贵性以及法律天然的滞后性,决定单纯的法治无法实现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作为另一种调控网络社会主体的行为准则,道德触角能作用于人们的灵魂,具有潜移默化的劝善功能,能够促进网络良法体系的构建、网络公正执法的实现以及网民守法习惯的养成。网络社会治理的一条有效路径是落实公众参与网络立法与执法,提升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强化公民的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实现网络法治与德治的有效结合。     

论社会治理中的身份与角色

社会治理的一切物化设置和社会治理一切活动的开展,都包含着对人的身份的默认。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切行动,都是与角色联系在一起的,是角色扮演的活动。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等级身份制瓦解了,而身份并没有消失,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都获得了公民身份,除此之外,部分国民还会获得一些具体的身份。在工业社会,人们除了拥有居民、公民等抽象的身份之外,还会在自己的人生努力中去获得一些具体的身份;身份是角色扮演的前提条件,但身份更多的时候只具有标识的意义,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是角色扮演,特别是在组织之中,人们总是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身份正在受到冲击,而角色的功能则不断增强,我们正处在一个身份走向消失的历史进程中。因而,社会治理也将从对身份的维护转向对角色的规范上来。     

论社会治理中的权力与规则

人的行为可以分为自发行为和自觉行为,自发行为是受到欲望、情感等驱动的,是非理性的,因而需要得到规则的规范。而规则就是把自发行为转化为自觉行为的保障性因素。在社会治理中,权力的运行应当是理性的,应当得到规则的规范。无论是在权治、法治还是德治模式中,权力的执掌和行使都需要得到规则的规范。但是,在这三种治理模式中,规则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由于权治是与统治阶级的意志相统一的,因而对规则的要求较弱,而法治存在着权力的执掌和行使与权力所有者和权力意志相分离的问题,所以时时处处都需要得到规则的制约和规范。德治是我们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正在建构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将以合作治理的形式出现。对于合作治理而言,执掌和行使权力的行为会具有自发性的特征,不过,这种自发性是基于道德冲动而作出的,虽然也需要得到规则的规范,但规则应当是具有弹性的,以便为道德功能的发挥提供空间。     

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时间约束及应对

现代社会治理愈来愈成为一场全民行动,涉及到群众参与治理方式方法的问题。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置于时间视域中,会发现以加速化、高节奏、稀缺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时间所造成的困惑,即时间约束问题。主要表现为:能被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的群众人数和范围受到时间差异化和稀缺化影响、群众参与事务发挥的程度受事务所需时间的限制、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和规模受时间成本的影响。为此,积极应对这一问题,需要注意时间合理性、要注意置于时间中的群众的意愿、要注意时间利用的多样化和灵活性、需要搭建便捷有效的平台、需要考虑时间价值,从而推进社会治理的发展。     

论乡村社会的私人性治理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型,呈现出干群关系“脱嵌化”、乡村治理去政治性、去规则化的三重特征,这表明了乡村社会中私人性治理的到来.要理解乡村治理逻辑的转变,务必将其放在税改这一制度性背景之下,资源获取方式的改变构成了乡村社会私人性治理的外在动因,治理责任的丧失成为了私人性治理的内在动力.私人治理不仅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也把乡村引入了趋于陌生化的社会.     

技术理性的鬼魅:评施米特的经济技术理性

人的本质及存在成为现代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不仅反映了经济技术思维的鬼魅,而且也在重复着启蒙思想所遭遇到的窘况,即从中世纪宗教统治之下逃脱出来的人们又重新披上了技术理性的枷锁。理性和科学确立了人的权威和价值,但是如果人们单单服从理性与科学,人的权威和价值仍然会被遮蔽起来。施米特对经济技术思维的批判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价值,但是由于他的哲学二元论,他最终也只能求助于"上帝"或"神明"     

论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志愿者

当人类前进的脚步迈入21世纪时,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来,志愿者是一个亘古就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此前的所有志愿者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志愿服务都是个人行为,而20世纪后期以来的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活动则是以组织化的形式出现的.过往的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活动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即使发生在了陌生人之间,作志愿服务活动选择的一方,也是以熟人的心态、文化及精神去提供志愿服务的,而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志愿服务却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与以往根本性不同.新型的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预示着人类社会治理的变革,或者说,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已经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一项内容.因而,我们需要在社会治理变革的意义上来认识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     

论社会治理中的诚实守信

伦理学提出过许多德性条目,用以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准则,其中,诚实守信就是人的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规范和准则之一,在个人这里,它是作为人做人的德性而存在的。公共管理是一个合作治理的体系,它的合作治理是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个合作治理的特征决定了道德因素在这种治理活动中的意义。公共管理者对于合作治理结构和体系的确立所能作出的贡献,就在于对人、对事、对自己的诚实守信。公共管理的合作治理为公共管理者诚实守信的德性获得提供了客观条件,但是,社会治理活动本身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诱惑,使人持有这一德性变得困难。这时,公共管理者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维护诚实守信的德性。     

论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以国家、市民社会和人民为治理主体,在遵循人民主权、社会公仆、议行合一、廉价政府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治理的监督、利益关系的协调、公共服务的提供,来满足人民的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需要,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

作为政府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社会治理是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达到善治的社会体制。人类社会治理正在经历从管制型范式向服务型模式的历史演进。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服务而不是以权力的扩张或法律的制约为宗旨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必然选择。努力建设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充分发挥治理的效能，减少和防止治理失败的可能，从而保障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

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确立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性目标,而这一目标又是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日益表露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迅速增长,社会的高风险度增加。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以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为前提,只有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公共性、灵活性、负责任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     

论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思维方法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理论需要和现实关切的背景下,就推进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针对现实治理的需要,创造性地作出了市域社会治理新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部署。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在市域治理新起点上,要明晰市域社会治理的历史渊源和理论渊源;要以系统融合、开放共治、包容协商、精细精准的科学思维方法指导市域社会治理实践,才能顺应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奋力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新篇章。     

社会冲突与政治妥协:社会和谐的内在张力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冲突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景观.让矛盾与冲突暴露出来并加以解决,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分水岭.承认冲突的客观存在并设计出各种灵活的制度、体制对冲突加以引导、调节,是现代社会当然的理性选择.政治妥协在对多元性的尊重中展示某种共识,在不同的诉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是化解社会冲突、实现"多元一致"的合理路径.现代社会是冲突与妥协两种形式良好互动的结果,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动力.以妥协化解冲突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将使我国政治发展更富开放性和生命力.     

习近平社会治理理念的人民性论析

中共十九大的胜利召开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社会治理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情与世情的发展变化,习近平社会治理的理念也不断与时俱进。在时代的洪流中,人民性始终没有变,始终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价值归属。要坚持和体现社会治理的人民性,就是将人民纳入社会治理进程,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建立人民共享共治的政治生态系统。只有立足人民,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基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论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

人类社会经历了神治、人治和法治三种治理模式.在共产主义社会,德治将成为社会的主要治理模式.在这四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中,人类逐步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奴役走向解放.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日益得到彰显,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尊严和人格得到进一步提升.     

论城市社会风险的危害及其治理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致使城市容纳能力后天发育相对不足,从而为城市社会风险的产生、积聚埋下祸根,对城市的整体安全形成较为严重的潜在威胁。对于城市社会风险的治理与防范,需建立起双向沟通的互动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整体性治理机制。     

论社会治理人格及其获得途径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这种社会治理活动中 ,人的道德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是以往任何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没有过的情况。公共管理代表着政治文明的一种新的类型 ,其中 ,社会治理人格是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说来 ,人的人格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社会治理人格是由社会治理类型决定的。人的人格可以通过道德修养的途径获得 ,但是 ,道德修养只不过是发现人的道德存在的过程。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 ,应当在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中自觉地进行人格修养     

政府治理质量、治理路径与企业融资约束

采用世界银行披露的中国120座城市的地方政府治理指数,研究检验了政府治理质量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质量越高,区内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并且,上述负相关关系在民营控股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民营企业是政府转型的最大受益者。该研究为深化对政府转型改革的认识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理性认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同一性

自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来,社会管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成为＂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问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又大为流行,成为核心的关键词,引起了社会的全面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