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中的政治势能与政策执行——基于扶贫政策文本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政治势能是学者新近提出的一个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学术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政策执行失灵或良性落地的原因和机制。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扶贫政策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权力和功能位阶产生了公共政策的政治势能,这是扶贫政策执行状况变化的主要动因。从客观现实需要出发,并且经最高层级权力位阶的确认和推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作为近年来中国的一项重大公共政策,无疑带有极强的政治性。相比常规性公共政策,政治性公共政策具有更强的政治势能,需要执行者付出较大的精力和较多的资源,只有辅之以严格的负向激励,才能在有限时间内实现政策变现。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仅用短短数年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便在于此。     

公共政策、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交易成本视角探析

交易成本理论是用来分析政治问题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框架。在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下，公共政策可以视为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投票者之间政治交易的产物，其本质是政治契约。由于契约双方的人性因素与交易环境因素，如有限理性、投机主义、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等，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分析公共政策契约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设计节省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政策效率，实现政策目标。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公共政策创新发展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公共政策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就是政策主导发展的渐进式改革史。"政策主导发展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实践,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进行公共政策创新的动力机制、协调机制、规划机制、保障机制以及逐步实现政策法律化的内在机理,也阐释了中国利用公共政策创新来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现代化建设、创造历史奇迹的重要机理。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起点上,中国公共政策创新将会在创新的性质、目标、内容、结果、重点以及技术等方面体现中国自己的特色,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重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更加重视政策执行力和公信力;更加重视体制机制优化;更加注重现代技术,促进政策体系和能力的双重现代化。     

新时代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叙事:愿景、内容与行动北大核心

从学理层面审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叙事逻辑,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前沿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之所以能深入开展,与其有效的政策叙事分不开。基于"愿景—内容—行动"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政策愿景具有宏大与微观的形态、历时与共时的结构、理想与目标的功能;组织生态、廉政生态、用人生态、干事生态四个方面的政策内容,分别以"党建引领"为叙事主题、以"三不腐"为叙事主线、以"好干部标准"为叙事主旨、以"担当作为"为叙事主调;在政策行动方面,采用了"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的行为策略叙事、从"政治规范"到"心灵秩序"的行为逻辑叙事、从"单一主体"到"社会多元"的行为角色叙事。在未来,需要持续推动基层场域的"关系再造",继续强化权力运行的制度约束,不断推动基层治理的技术赋能,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治生态的政策叙事。     

论协商民主与公共政策议程建构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公共政策议程犹如一支"漏斗",经它所过滤的政策问题才能进入政策决策的轨道,公共政策的"公共"规定性又表明政策议程的"过滤"根本不同于私人问题的解决,它不应为哪一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所操控,任何影响政策制定和受政策影响的组织和个人都应具有相应的机会和渠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协商民主的引入有助于维护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公共性、合法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有助于为公共政策议程建构机制提供新的思路,有助于规避公共政策议程建构中的"隐蔽"、"垄断"和"不决策"等问题,从而不断提升公共政策品质并促使其得到顺利贯彻.     

资产社会政策与农村贫困治理

在社会贫困治理进入后攻坚时期,要适当调整扶贫策略,将传统的单纯依靠发展经济治理贫困的模式逐步转向具有生态持续发展理念、融合社会公共政策与经济政策为一体的资产社会政策模式,已经迫在眉睫成为时代要求。建立具有资产建设性质的个人资产账户,在当前及未来的贫困治理工作中应有重要担当。     

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的博弈分析及其对策组合——以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为例

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现象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在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中,政府间权责关系变迁、公共政策执行监控不力和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地方环保部门的双重受限等构成环境政策执行梗阻的根源。需要进一步整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合理分配财权事权;推进公共治理模式变迁,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步建立新型政绩考核机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监控体系,健全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制度。     

“民心党建+河长制”的治水良方

正为深入推进河长制工作,铜仁市以"民心党建+X"模式为统揽,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打赢污染治理攻坚战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形成了"组织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强大合力,有效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河流治理新格局。根据中央和贵州省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有关文件精神,2017年5月,中共铜仁市委办公室、铜仁市人民政     

新时代政治势能的下沉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新生态

文章讨论新时代2012年以来城市社区治理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势。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势能下沉所依赖的条件逐步成形,执政党试图在社区治理的各个议程与具体程序中体现其意图和作用的趋势愈发明显。一方面加速了"党社一体"的进程,降低了社区制度环境的复杂性,激励了基层政府积极的治理创新行为;另一方面却又强化了基层压力体制的传导效应,加重了基层负担,进一步发展了形式理性为主的治理形态。这表明当前社区治理创新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与工具主义基础上,而非得益于社区制度与治理结构的转型。政治势能的下沉体现了新时期政党与社区关系的转变:社区正成为执政党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维持时间和空间主体地位的关键方式;同时,社区要成为"社区",也只能凭着政治的资格,而不是凭着社会的资格。通过党的领导的在场,社区才能进入叙述结构表达其自身。政党和社区关系正成为理解城市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关系。     

政治势能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一次中央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首次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要求"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经过多年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我们提出了"政治势能"概念,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也是对政治性因素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势头及能量的总称。政治势能通过"政治"一词落脚到学科,体现了学科特色;通过"势能"一词归纳出中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范围涵盖了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经济、文化、建设等不同领域,多层次多角度构建了一整套和谐统一,协调互促的中国特色模式的体制机制,为了更好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深入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进一步多视角实证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实障碍,从而提出更可行的实现路径,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进程。     

政治生态好坏,这几把尺子来衡量

正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政治生态"或"党内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什么是政治生态?判断政治生态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人们系统地分析中国政治生态整治的成效和经验。衡量标准:从政环境、反腐状况、管党治党成效     

建设“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正>在贵州持续向好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个"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9月11日,贵州省委书记、省长陈敏尔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访谈中说,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非常有助于贵州守住发展底线和生态底线。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做到这两者,便能"交相辉映、美美与共"。陈敏尔强调了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四个特别重要因素。首先是团结和谐的环境,"一个班子、一个地方、一群人"在"政治上、思想     

论习近平的制度治理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制度性障碍与制度构建和执行能力不足之间矛盾的存在,以及融入全球治理的需要,是习近平制度治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习近平的制度治理思想内容丰富、富有创见,包括重视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注重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制度执行能力的提高,注意处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学习外国与"保持定力"之间的关系等。习近平关于制度治理的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有利于从根本上系统性地扫除改革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障碍,有助于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治理视域下高校学生非正式组织的引导与发展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在高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如何加强管理需要突破传统,从治理视角出发对大学生非正式组织进行再分析,这有助于对大学生非正式组织形成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也有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其积极因素,并因势利导转化其消极因素,发挥非正式组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政策试点:理解当代国家治理结构约束的新视角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政策试点被频繁地、广泛地运用于各项改革和重大政策当中,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政策试点具有稳定的制度基础,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帝制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国家治理结构化约束,即央地之间"统权"和"治权"所衍生出的结构化矛盾。因而,政策试点是回应央地结构矛盾的一种理性制度设计。基于央地结构化矛盾的分析视角发现,中国政治制度是政策试点的基本底色,为政策试点运行搭建了必不可少的制度平台;中央发起政策试点更多地是出于控制地方的政治考量,而非出于纯技术理性的考虑;晋升激励、财政依赖以及合法化压力是地方参与政策试点的主要原因。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政策试点将上承"顶层设计"、下启地方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政策到制度:元创新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融合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理想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目标成为新一轮公共政策架构的基点.这一政蓑目标不仅重新厘清了政府等公共组织的职能边界,而且,也预示着政府在"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规则导向与道德导向"等困境选择中的取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成为中国公共治理理念的价值取向的新坐标.文章从社会现实基础入手,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环境,进而阐述了其制度层面的创新意义.     

社区生态治理:新政治叙事与公共议题转换

生态现代化作为新型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模式,意在打造新的政治叙事逻辑,即由普遍化、同质化的"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转向生活化的"微小叙事"的行动范式。城乡基层社区作为承载新政治叙事话语并带有制度试验性质的功能主体,其生态治理理念和实践已在现实落地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在生态现代化理念的浸润下,环境政治思维的凸显对现实治理模式的反馈作用,使生态治理成为兼具政治话语和治理实践的"显性的社区治理"的叙事范例。反馈到理论层面,则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学界研究议题向"自组织-生活"行动领域和"微观公共领域"分析路径建构的一种推动力。     

全球公共政策的协商民主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全球公共政策是实现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协商民主与全球公共政策过程民主化的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作为一种民主决策方式,协商民主致力于维护全球公共政策的正义性,提高全球公共政策制定的效率,增强全球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然而,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的张力下,全球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运行还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因此,需要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理念,构建全球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消解协商主体话语权力的不平等性;优化全球公共政策制定的信息公开机制,防止决策过程中的"黑箱"操作;完善全球公共政策执行的问责机制,克服协商结果落实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三抓三强”助推“民心党建+河长制”治理模式

正铜仁市以"民心党建+X"模式为统揽,着力推进基层"河长制"治理工作,有效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河流治理新格局。抓好组织设置,强化政治引领。在县级层面成立河流党委,根据河流分布情况分别建立党总支和联合党支部,实行小单元网格化管理,设置党员志愿岗,切实加强党组织在河流治理过程中的调度指挥和统筹协调作用。抓牢组织优势,强化综合治理。实现巡河全覆盖、无死角,切实提升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