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青年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危机及其数字化应对

随着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渐进式远离。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引发乡村治理危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发现,外出村民尤其是外出的青年村民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之前因为外出而导致的“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所推动的去中间化,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缩短甚至打通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特性也提高了基层治理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平台将为发现和满足社会需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更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乡村振兴夯实治理体系保障。     

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探析 ——以广东为例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应然之意。广东省各级政府在十八大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围绕县、镇、社区三级基层政权建设中的治理难题,充分发掘和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将其内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资源,走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全国前列。本研究通过展示广东省地方政府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典型实践,揭示出各级政府用治理理念驾驭数字信息技术,是切实发挥科技支撑作用,限制其负面效应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对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客观评价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和局限有启示意义。     

坚持创新引领 提升治理水平

正近年来,南通市坚持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两个稳"一起抓、同推进,围绕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平安建设示范区、法治建设先导区和社会治理创新区的目标,以基层为重心,以问题为导向,突出创新关键词,在破解社会治理难题上,探索走出具有南通特色的新路子,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寄递行业安全监管、基层社会治理"三所共建"等经验在全省全国推广。     

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实现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损耗"的治理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历来重视"家"与"国"之间的关系,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目的。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文化土壤、协调基层社会家事纠纷解决、推动基层社会自治、德治、法治的建设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由于各种原因,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功能未得到充分实现。为此,要大力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积极发挥家庭在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助力作用,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与自治、德治、法治相融合,开辟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警格”与“网格”融合下的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基于D区网格化警务模式的分析

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实现基层警务工作与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建设形成"警格+网格"联动治理成为了实现公安机关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遵循着外部逻辑、内部逻辑、技术逻辑等三个维度的生成逻辑。在网格化警务管理中形成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四位一体"的实践布局揭示出,在新时期实现"警格"与"网格"的深度融合,仍需在多元主体融合深度推进、网格化警务管理运行效度提升、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建设并重等方面持续发力。     

促进社会组织融入基层社区治理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建设主体之一,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正处于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型的攻坚期,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对于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行政化困境"与"共同体     

“枫桥经验”的价值冲突、选择与再厘定

"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标杆与典范,在进行推广和运用的实践过程中要力求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选择,如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安全与秩序、安全与效率等。当多重价值之间存在冲突时,实践者本身就已作出某种考量和选择。"枫桥经验"的选择体现了自由优于秩序、公平优于效率、安全优于秩序、安全优于效率。为了使"枫桥经验"在新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应对其价值进行重新厘定与整合。新时期"枫桥经验"的时代价值应体现为人民至上、实事求是、公平正义、效率补充和数字正义。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基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指导意见

正鄂政发[2021]6号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为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完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以下简称基层)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推进基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工作,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数字政府升级和重塑的四个路径

数字政府的升级和重塑是不断优化改革"数字中国"体系、不断推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营商环境新优势的关键抓手和重要引擎。解决数字政府的升级与重塑问题,应从管理机构与数字服务、数字经济与产业体系、互惠利益与人才建设、法律与制度保障体系四个层面着手,为"数字基础+数字服务+数字经济+数字治理"四位一体发展夯实基础。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怎样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

城镇化建设中的乡镇政府治理创新,是推动国家、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全方位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优化乡镇政府治理路径,需要构建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政府治理理念,强化基层民主的建设,培育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乡镇政府"最佳价值"的服务功能。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台湾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及对大陆的启示

虽然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基本社会制度迥异,但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的前提下,全面了解台湾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对于大陆深化对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认识,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梳理而言,台湾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体现以下特征:即"地方自治"是其中轴结构,顶层设计是其制度前提,多元共治是其强大支撑,社会组织是其重要力量,"黑金政治"是其最大毒瘤,派系之争是其潜在困扰。由此,大陆地区必须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培育市民社会,不断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建设"强而善治"的基层政府。     

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示范样本 全国10个优秀社区工作法经验分享

社区工作法来自于基层探索实践,完善于基层改革创新,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必备工具,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是一个"大概念",而社区治理是微观层面的基层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