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非疫区的划分和承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疫病非疫区的划分和承认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人类及动植物之生命和健康,其意义和作用日益明显。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SPS协定)以及国际动物卫生组织(OIE)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对此都有相应的规定。疫病非疫区的划分和承认是一种用于控制动植物疫病的有效手段,在疫病的防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有利于疫病控制和疫情扑灭,可以打破国外以疫情为借口设置的技术壁垒,从而促进动植物产品的出口,保证国际贸易安全。我国应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积极研究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出口成员之卫生和植物卫生状况和适当保护水平,在此基础上完善对疫病非疫区的建设,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SPS协定》中“等效”条款的最新解释及我国的对策

《SPS协定》因直接涉及食品安全、人类及动植物之生命和健康,目前有沦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倾向。由于《SPS协定》第4条的“等效”条款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甚至模糊性,导致了各成员方在实际适用该条款时显得无所适从或对该条款的解释莫衷一是,从而减损了该条款的价值。《SPS协定》第4条“等效”条款应追求“求同存异”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执行国际统一标准”的国际协调途径相比较,“等效”更能反映贸易双方在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时所要达到的适当保护水平,更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可据此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卫生安全体系,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当保护标准;加强我国有关卫生行政许可制度的建设,提高卫生检测技术水平。     

国际法视域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

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应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和共享疾病的信息,并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临时建议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传染病暴发时的应对指南。国际社会在认真考虑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的同时,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包括加强对国际旅行的卫生检疫。在境外疫情传播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加强边境检疫,防止疫情从境外输入。同时,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际贸易可能导致该病毒的国际传播的情况下,各国不应限制国际贸易。一些国家采取的限制国际运输和贸易的措施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即使在疾病流行期间,任何限制贸易的措施,也必须符合《关税贸易总协定》和《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的规定。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显示有必要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和防止新发传染性疾病国际间传播的职能和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     

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与机构

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 WTO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WTO应为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执行、管理、运作和进一步目标的实现提供方便,并对多边贸易协定的执行、管理和运作提供框架。 必须指出,WTO协定及其多边贸易协定,从法律性质上讲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调整的是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而不是商人的具体贸易行为,这不仅涉及到各成员方贸易政策中有关进出口产品的关税税收、卫生检疫措施、贸易技术壁垒、原产地规则、进口许可证程序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且包括服务贸易、投资措施、知识产权保护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木质包装检疫监督管理,确保出境货物使用的木质包装符合输入国家或者地区检疫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参照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15号《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简称第15号国际标准)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及相关争端解决案例评析

在对《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对相关案例所作争端解决报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后 ,论文指出 ,由于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农业大国 ,我国应加强对WTO协议中与农产品密切相关的各项规范的研究 ,尤其是加强对技术性规范要求较高的《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的研究。论文阐明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解决该协议争议时的推论过程 ,并对关键性条款及争议重点进行了分析 ,提出科学证据、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为该协议各项义务之重点。     

WTO与环保有关的贸易条款评析

WTO《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GATT1 994、《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农业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政府采购协定》中均含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条款。如何应对与运用这些条款并推动它们的进一步完善 ,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对它们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SPS协定》与我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律规范的完善

进出境动物的检疫日益成为各国为保护本国利益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同时也是SPS协定基础上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唯一可以使用的非关税技术措施。我国目前关于进出境动物检疫的相关法律规定滞后,没有充分利用WTO赋予各成员国在动物检疫方面的某些权利。我国应当基于SPS协定,扩大进出境动物检疫的内容和范围、完善具体检疫措施和规定以及创设对我国有利而WTO规则没有禁止的检疫制度,进而完善我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律规范。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实施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商标国际注册,是指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以下简称马德里协定)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以下简称马德里议定书)及《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及该协定有关议定书的共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共同实施细则)规定办理的商标国际注册。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中国为原属国的商标国际注册申请、指定中国的领土延伸申请及其他有关的申请。     

国内简讯

我国批准《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根据议定书,世贸组织的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可以在国内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和其他流行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国内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生产、使用、销售或从其他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的成员进口有关治疗上述疾病的专利药品。这一议定书将有助于解决包括我国在内的世贸组织发展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