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公司法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水平,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起到重要作用。但仍存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与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研究

股东诉讼作为公司法中保护股东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与完善,迄今各国公司法普遍接受.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水平,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正确理解股东派生诉讼和直接诉讼有重要作用.同时新公司法对少数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条件、诉讼程序都予以明确规定.虽然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但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对股东派生诉讼的认识还不全面,可能出现少数股东滥用诉权的现象或者股东权利意识不高,缺乏激励机制等等.因此,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与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公司法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水平,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起到重要作用。但仍存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与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新《公司法》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用利益平衡的视角分析

本文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如何体现了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新《公司法》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制变的实施是新公司法对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进行保护的重要举措,它必将对国内企业的治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也称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的正当利益受到大股东、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侵害,而公司拒绝起诉或怠于起诉时,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一种诉讼制度,它是一种独特的事后救济责任机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源于英美衡平法,后来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成为两大法系在保护少数股东利益上的一个共同的制度选择。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52条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赋予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股东派生诉讼的规定,将对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水平、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起到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从实体与程序方面解析新《公司法》第152条,以加强股东派生诉讼在     

英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历史演变和现代化改革

英国的派生诉讼起源于普通法,"福斯诉哈尔波特"案件及其后来的判例中所创立的规则及其例外,成为普通法上派生诉讼的基本规则.成文法从1948年<公司法>开始引入股东救济制度,并逐步形成1985年<公司法>上的派生诉讼制度.由于普通法和成文法貌似相同的两套规则导致了法律的模糊和不确定性,英国政府对派生诉讼制度进行了改革,并在2006年新公司法中形成了新的派生诉讼制度.与原有的规则相比,新的派生诉讼程序实现了更现代、更灵活和更易于理解的改革目的.     

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

现代公司股权分散的现实恰恰偏离了“股权至上”的逻辑,“股东至上”理论逐步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取代。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应运而生。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员的法律责任以实现其权利时,具备法定资格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公司的利益可依据法定程序代公司提起诉讼。这种制度的实质是确立公司机关为公司利益之正常代表之外,在特定条件下,公司利益相关者也可以成为公司利益的代表,以矫正原有代表机制可能存在的缺陷,因此,可以视为一种公司整体利益或者公司公共利益的补充代表机制。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之确立与完善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实施是新公司法对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进行保护的重要举措,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由于该法刚刚颁布施行,其规定有待进一步成熟,许多配套制度也需要及时完善。本文对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做了简要的分析,以期增强其现实操作性。     

谈股东的派生诉讼

股东派生诉讼是当公司的权利受到损害,而应该代表公司行使诉权的公司机关拒绝或怠于行使诉讼权利时,公司股东可以代位公司进行诉讼的法律制度。     

论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2005年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增加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虽然《公司法》对股东派生诉讼的原被告,派生诉讼的前置条件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较为笼统。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     

清末民初民俗习惯的社会角色及法律地位

清末民初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家族势力的拓展以及国家政权的更替,使得民俗习惯成为社会生活与法律调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间,国家机构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反映了统治者对民商事习惯的立法和司法价值的基本认同;民初的司法机关积极援用民俗习惯进行审判活动,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广泛关注风俗民情,尊重本土资源的文化氛围。不过,相对于政治国家强势的权力构造及＂法律形式主义＂体制,民俗习惯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总体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清末民初关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议

本文集中梳理了清末民初围绕设立行政裁判所所引起的长期争议:在晚清主要集中于传统的都察院与新式的行政审判院之关系,民初则主要围绕是选择参照西方的一元制还是二元制来建立我国的行政审判模式这个问题展开的。权力分立观念是行政诉讼之前提,行政诉讼则处于司法和行政两种权力边界之上,判定其性质究竟是以司法权为主还是以行政权为主的问题实际上才是争议存在的真正原因,也是近代中国选择行政法院设计模式的主要思想因素。     

《大清违警律》立法源流探析

租界里丰富的治安法规及良好的实施效果为清末治安模式的转型提供了鲜活的示范,而日本刑法中的＂违警罪＂专编则成为了清末治安立法的参考摹本。伴随着中央最高警政机构民政部的设立,《违警罪章程》仓促登场,却很快就因粗糙简陋被《大清违警律》取而代之。后者的面世则是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正式形成的标志。     

清末君主立宪话语中的帝制问题

君主立宪改革是清廷再造儒家思想的一次尝试,也是清廷翻新帝制传统的最后努力。在立宪求富强的语境下,清廷希望新宪法能实现政治的转型、统治权的合理化、新的规训秩序和国家的统一与强盛。1908年的《宪法大纲》甚至出现了将皇位变成一个公共职位的趋势。同时,这部宪法也致力于创建新的官僚制度、将全体人民"民族化"、"公民化"以及实现皇权功能的法律化。     

从汉冶萍公司兴衰看晚清宪政缺失与悲情

清末洋务工业化运动,由于落后生产关系与相对先进生产力的悖离,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折腾后最终归于沉寂,被世界誉为"亚洲第一雄厂"且为大清帝国第一家股份制改制企业的汉冶萍钢铁煤联营公司仍然难逃倒闭破产的厄运。缘何自近代洋务始的国有企业均易短祚而亡,一直为学术界所重。清末政治精英与商务精英们共同创设了汉冶萍公司,但由于其晚清帝国近代化先天准备不足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宪政缺失,在西方列强武力与资本裹挟的双重夹击中崩俎。本文意欲以汉冶萍为范例,寻绎晚清民族自强求富与变法救国宪政缺失的内在原因。     

《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

本文利用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复原了《钦定大清刑律》从1906年的预备案到1911年的钦定第六案共七个法案的编纂历程，辨析期间的变革、修订情况，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法典修订论争中新旧两派的区别并非绝对泾渭分明，而且新派在立法中无视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极为不妥。     

清末民国检察文书的转型与司法现代化——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清末以降的检察制度整体而言处在不断变革和进步之中,其文书的变化尤为明显,作为官方记录反映出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在检察制度建立之初,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最重要文书之一的批词被适用为主要的检察文书以为过渡,相应的起诉文书也初现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批词转变为近代化的规范文本,起诉书、上诉书现代化成型,其格式、内容也不断适应中央层面的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形式上的检察文书快速转型与实际检察运作不一致的现象也凸显出近代中国在司法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矛盾。     

清末民事诉讼法的演进

八国联军侵华后,统治阶层意识到以旧有方式延续其统治成为不可能,遂推动例律的修订。此外,西方国家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一方面维护了本国国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华人了解到文明国家的先进诉讼法制。英美日三国与清政府约定以修律换取其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成为修律的直接动机。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先后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两份草案各有特色,其中《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尤其特别,兼具英美国家的诉讼特点,而《民事诉讼律草案》则具有浓厚的日本民事诉讼法色彩。     

晚清吏治的腐败与洋务运动的失败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为追求富强，花费巨额资金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然而，由于整个官场吏治腐败得不到肃清，这些企业内部也相应存在着盲目决策、任用私人、管理混乱、贪污舞弊等弊端，使企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洋务运动走向失败。这段史实，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政治改革与发展经济的关系这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论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经验

清末是中国法学教育的近代化时期。在此特定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步步地突破传统模式 ,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方法来培育法律人才。清末的这种新式法学教育为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教育模式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推动中国法学教育近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办好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事业 ,以培养出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专门人才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