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运动式治理是如何"嵌入"科层组织从而提升治理稳定性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和嵌入机制?结合在A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在周雪光"中共人事制度说"和陈家建提出的"督查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机制——领导小组机制。文章呈现了A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对领导小组机制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领导小组作为沟通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层化的权威介入,依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运作,增强了科层治理的运动性和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同时也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因此,领导小组治理机制成为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治理影响的理解。     

双重嵌入：以数字技术打破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分割

文章聚焦破解条块分割这一基层治理中的结构性难题。数字技术通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权力、规则和信息等结构要素，优化了科层运行机制，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提高基层治理的回应力，具体包括：通过结构嵌入，改变科层内外权力运行机制，重塑权责关系。同时，改变科层僵硬规则，创造柔性边界和组织弹性；通过关系嵌入，推动主体地位发生变化，重塑主体间网络关系。     

基于科层逻辑的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分析——以A市D新区为个案

基于科层逻辑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具有集中管制导向、标准运作技术导向、工具理性效率偏向的特点.在A市D新区,这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导致了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供需矛盾突出、结果不公平等问题.为摆脱科层式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就必须提倡公平优先效率,伸张公共服务价值理性;扩大社会参与,实现公共服务多元供给;弱化森严等级,实现权责统一;破除僵化管制,实行灵活弹性治理.     

论元治理模式下英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治理

在地方治理体制下,英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由强调公私部门分离的科层管理转向注重多主体合作的网络化合作治理。转型后的合作治理既有横向合作的"软治理",也有纵向合作的"硬治理"。在横纵交错的网络化合作治理过程中,英国运用元治理的理论精髓,对合作治理过程进一步控制和引导,发挥政府在合作治理中的领导力,并运用不干预型和干预型相结合的元治理手段,更好地实施"软治理"和"硬治理"中的公私合作制、合作关系协定、"携手共建"、最佳价值、地方公共服务协议和地区协议等一系列制度。这为推进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深入探讨提供新视野。     

论流域水环境治理的科层型协调机制

流域水环境治理的科层型协调机制通常可以采取流域管理机构、流域法治、绿色GDP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一体化行政区划等实现形式。不可否认,科层机制借助这些实现形式确乎可以有效协调流域水环境的跨界合作治理,在对中央集权历史记忆深刻的国度,例如我国,由科层型协调机制在流域水环境治理中占据主导性地位,通常也是较为便利的选择。不过,受制于完备信息以及零监督成本的苛刻前提假设,科层型协调机制亦存在着明显局限。     

中国社工组织何以行政化?——一个政府科层治理模型的解释

随着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发展，社工组织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然而，在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工组织却频遭多权力主体的行政摊派，日益行政化。科层制视角下的案例研究表明，政府科层治理模式中的等级控制思想、层级控制权分配、等级权力支配结构在根源上分别造成委托方、中间管理方和项目落地基层组织对社工组织的行政摊派，而社工组织面对多方的行政支配之所以选择“妥协”则主要基于生存发展及良好合作的“关系理性”。     

交易费用与出租汽车政府规制模式选择--基于Q市个案的分析

作为共享经济在出租汽车领域的代表,网约车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给传统的政府规制模式带来了挑战。本文以Q市出租汽车规制为个案,剖析出租汽车政府规制不同模式的差异及其内在机制。基于规制的标准制定、控制机制及执法方式等要素上的差异,本文将Q市巡游车与网约车规制分别概括为科层规制与合作规制模式。通过对规制空间中不同行动者的交易费用分析,研究发现Q市传统巡游车规制存在高昂的市场型与管理型交易费用,所以采用科层规制模式;而面对新业态的网约车规制,政府对共享经济的倡导降低了政治型交易费用,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减少了市场型与管理型交易费用,因此选择了合作规制模式。但随之产生的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高昂的管理型交易费用,是出租汽车政府规制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培育机制探析

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然而,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发育不充分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障碍。以放权培育社会力量发展为抓手,运用系统思维,通过多层的制度机制建设,在宏观层面界定政府购买服务内容,在中观层面实施政府分级分类购买,在微观层面完善购买服务程序机制等相关制度规则设计,以多层次竞争格局培育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促进社会力量发展,还有助于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推进。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用科层反对科层”:河长制的运作逻辑、内在张力与制度韧性——基于上海市秦镇的实证分析

通过“用科层反对科层”的方式打破原科层制组织存在的平级协调困境,从而解决河道治理的低效甚至无效问题,是基层政府在治理水环境问题时所采用的主要措施。在此治理过程中,科层组织内的平级协调关系被层级压力关系所取代,从而形成了水环境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但重构的科层治理体系也形成了新的内在张力,即“块”的协调手段缺失、“条”的工作积极性衰减和基层社区工作的碎片化等。重构之后的水环境治理体系在将平级协调矛盾转换为层级治理压力时,也将治理任务转移到了科层体制之外,从而维持了科层体系的运作,形成了一定的制度韧性。     

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中的合约生成与绩效比较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绩效改革的着力点。基于上海、南京、成都和太原4个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的个案研究,发现:国家社会力量的不同匹配,使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合约特征呈现市场型竞争购买、市场型关系购买、科层型服务延伸以及科层型专项参与等形态。依据依附性、专业性、持续性、规范性四个指标对其进行组织绩效评估,能较好厘清组织治理的不同面向。     

双重纵向控制机制运作下的基层政府治理——以苏中S镇为研究对象

科层绩效考核与项目制管理是国家控制基层政府行为的重要机制。两项机制在集权性、治理技术化与重视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共性特征,而在激励机制、激励强度、运作逻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项目执行中,项目对基层政府自利动机的满足度与科层考核契合度是影响基层政府行为差异的重要因素。针对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应该在平衡激励结构、完善财政体制与引导多主体治理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社会工作项目“嵌入式”运作研究——基于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的经验

本文借用＂嵌入＂概念,把上海社区青少年工作中的项目化运作概括为＂嵌入式＂运作,意指社会工作机构借助项目化运作,凭借招投标等政府购买服务平台,加强政社合作、社社合作,逐步从既有的纵向的嵌入,即垂直指导的工作模式中,转向横向的嵌入,即多维度的运作模式,并且通过项目化运作,逐步成为整个社区结构的有机构成部分,并获得嵌入性发展。     

公共服务合同的选择困境及其治理——基于广州市环卫服务合同承包的实践观察

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合同承包时常常因承包企业、合同规则、合同周期的选择陷于困境。从理论上分析选择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和短期合作行为导致的"逆向选择"行为。由此应优化公共服务合同的选择机制,包括信息披露机制、竞争机制以及合作机制。     

现代行政体制的产生及其启示

现代行政体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虽然世界各国的行政体制因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呈现较大差异性,但它们仍具有公共性、法治性、科层性和系统性等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在政府建设和行政改革过程中应注重强化公共服务、坚持依法行政、完善科层结构、运用系统方法。     

公共服务合同的选择困境及其治理——基于广州市环卫服务合同承包的实践观察北大核心

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合同承包时常常因承包企业、合同规则、合同周期的选择陷于困境。从理论上分析选择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和短期合作行为导致的"逆向选择"行为。由此应优化公共服务合同的选择机制,包括信息披露机制、竞争机制以及合作机制。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例析与建构——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

在政府组织高度分化与专业化的形势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出现碎片化现象。应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协调与整合。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碎片化现象表现在决策机制、供给主体、监督机制、治理效果四方面的碎片化。在整体性治理思路下,通过政府机构内部整合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合作治理来促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     

自治项目嵌入、共同生产形成与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破解——基于上海市“乐妈园”项目的个案分析

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最近成为研究热点,其具体体现为公共服务脱离社区、公共服务无法精准对接公众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政社协同程度低等方面。上海市“乐妈园”项目嵌入社区后形成了属地化机制,进而激活了社区内部的共同生产机制。一方面,草根项目团队可以借助多元途径准确了解居民需要,通过项目设计环节的共同生产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另一方面,项目团队与体制内力量和居民在项目“拆包”过程中开展合作治理,通过项目实施环节的共同生产促进了项目的顺利落地,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从政策意涵上看,基层政府应该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统筹作用,通过项目化载体吸纳社会参与,形成政社合作治理,缓解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从分类控制到嵌入式治理:项目制运作背后的社会组织治理转型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服务项目制不仅成为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亦成为连结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机制。随着公共服务项目制的大范围推广,政府在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迥异于分类控制体系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嵌入式治理"。文章试图通过对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过程的分析,探究政府如何通过对公共服务项目打包、发包、执行、监管的全程式主导和控制,将自身的价值目标和管控意志渗入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中,实现对社会组织政治嵌入、功能嵌入和结构嵌入,并通过与分类控制体系的比较,指出"嵌入式治理"内在治理逻辑及其对当下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诠释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