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制度兴起的偶然与必然——评费希尔教授《辩诉交易的胜利》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长期受到我国法学界的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为我们重新审视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契机。我国法学界尽管已经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现状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但对其具体发展的历程和制约因素认识不足。乔治·费希尔教授的著作《辩诉交易的胜利——美国辩诉交易史》揭示了,辩诉交易制度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彻底胜利三个发展阶段,是多方主体长期共同塑造的结果,而非顶层设计的产物。“激励机制”和“权力选择”共同作用,使得各方诉讼主体深入参与到辩诉交易之中,为该制度提供了持久的生命力。费希尔教授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审慎地看待刑事协商制度,更加深入地分析诉讼制度对诉讼主体的影响,产生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我国轻罪治理体系的本土完善及域外镜鉴——基于对美国轻罪治理的考察

从美国轻罪治理体系入手,探讨了美国轻罪治理体系中的错案问题并分析其深层次原因。指出中国轻罪治理体系中存在认罪认罚从宽价值受限、检察院与法院行权失当、律师帮助效果有限和附随后果问题未被重视等问题。结合域外经验和本土实践,提出从轻罪羁押制度、从宽量刑制度、法院审判质效、律师帮助效果和前科消灭制度等方面完善中国轻罪治理具体路径,为我国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若干不足及完善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废止了包括盗窃罪在内的等十三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仍然保留了同属于非暴力犯罪范畴的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是其不足;<草案>第19条在未成年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体系性的前科消灭制度尚未建立,值得期待;<草案>第22条将情节恶劣的醉酒驾驶、飙车行为予以入罪...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刑事政策刍议——基于《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分析

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公布,预示着我国在法治反腐败斗争中又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传统的反腐败治理逻辑过度依赖刑事手段的惩治效果,忽视了反腐败预防侧的综合治理效用。亟须依托“宽严相济”“全面从严”刑事政策的开放性机能,探索对外反腐败合作的法治化进路与国内反腐败工作的协同型治理。     

对《刑法修正案(八)》扒窃行为适用的理解

成立扒窃必须具备两方面特征:空间特征和对象特征,认定扒窃不需要以携带凶器为限制,但如果扒窃一律入刑,将给一线办案工作带来极大压力,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应解释,以规范、统一入刑标准,对扒窃入刑的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定。     

“危险驾驶”刑法规制之完善——兼论《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中危险驾驶罪的设置,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由于危险驾驶罪立法设置在罪名、罪状、法定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人员对危险驾驶的犯罪行为在适用法律上仍无所适从。本文拟从这些问题入手谈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之完善,以期对刑事立法与司法有所裨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

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一节立法目的与调整范围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调整范围】本法调整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三条【效力范围】本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刑法修正案(九)》与死缓制度的完善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独创的一项死刑执行制度,在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和我国依然保留死刑的情况下,发挥死缓制度限制死刑立即执行数量的作用尤为重要。但是,死缓制度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也试图对其进行修改完善,但对于死缓执行后果还需要刑法做出进一步修改。     

《刑法修正案(六)》对赃物犯罪规定的完善

为维护刑事司法的正常活动秩序,更有效地打击赃物犯罪,《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中有关赃物犯罪的规定作了修改。为了贯彻和执行新的规定,有必要对修改的部分进行认真思考,以作出符合立法精神的法理解释,从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的反思与重构——兼评《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之规定

认罪认罚具结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其本质是对已查证的犯罪行为予以认可并对此表示负责与悔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的规定,无论法定代理人是否同意,均可以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导致了理论上的矛盾和实践中的操作困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制度与法定代理制度产生冲突,其冲突本质即是国家亲权与自然亲权的博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重构。重构的方向在于以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的方式,通过第三方机构中立客观的评估,对涉罪未成年人实现个别化处遇。     

完善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十六条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十六条主要从犯罪主体、犯罪的客观方面以及法定刑的设置三方面对现行《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了修改,这些修改的总体趋势是扩大两罪名所涵盖的打击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力度的增强,值得肯定。但前置法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刑法罪名认定的困难,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我们国家亟需制定并颁布一部完整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     

《刑法修正案(八)》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月25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对刑法的修改,是我们国家刑法史上非常重要又十分重大的一次修改。它在刑法理念和刑法制度方面都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跟大家一起来研究学习这样一个法律修正案,对我而言也是一次很好的对刑事立法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刑法修     

论中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兼论新《刑法》第18条的完善

原因自由行为是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国传统刑法学中没有这一概念,但相同的问题也存在于我国刑法中。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作出全面科学的规定。我国刑法关于原因自由行为应采取总则立法模式。建议删除刑法第18条第四款,设专条予以规定     

《民法总则》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刍议

《民法总则》首次在民事基本法中提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定.通过分析《民法总则》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及立法意义,旨在探究该新增条款对新时代法治建设之意义及其对现实社会生活之影响.《民法总则》这一法律创新既是宪法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宪法私法化的具体表现.同时,结合其他法律对个人信息受侵害时的系列救济途径,并针对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及维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力图完善个人信息相关权利的全面保护.     

受贿罪若干新问题讨论——以《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司法解释为视角

基于当下"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败治理理念,为进一步推进反腐败治理体系的建设,《刑法修正案(九)》和2016年4月18日"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正,有力地回应了反腐败犯罪的现实需求。就立法设计的动因而言,受贿罪乃是立法修订的核心,就制度运行的实效而言,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其刑罚配置的修正,廓清了立法适用的逻辑路径。但在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受贿的罪与非罪的独立界定、受贿罪量刑的定量标准、酌定情节司法裁量模式等方面仍需深化研究。     

犯罪边界问题的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对一些行为在构成要件方面作出了完全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规定，同一行为，可能既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要件，又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构成要件，存在斟酌是作为犯罪还是作为违法行为处理的问题。在处理违法与犯罪边界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履行检察职权。     

《刑法修正案(八)》溯及力研究

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对刑法总则作出修正,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广泛地体现在刑罚和刑罚的具体运用两章中。修正后的刑法总则有宽有严,将适用到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犯罪。在新旧法律过渡时期,司法机关在适用新法时,必须严格依照《刑法》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最高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对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涉及溯及力的部分问题作了解释,但对限制减刑的规定有悖于《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

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帮助行为,设置独立的罪名、对其适用独立的法定刑,是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同时,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这一特殊立法模式有合理性支持,贯穿刑法理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中,具有坚固的根基。现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恐怖活动犯罪、网络犯罪等领域,立法者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之时将其他相关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     

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

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帮助行为,设置独立的罪名、对其适用独立的法定刑,是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同时,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这一特殊立法模式有合理性支持,贯穿刑法理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中,具有坚固的根基。现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恐怖活动犯罪、网络犯罪等领域,立法者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之时将其他相关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     

《民法总则》第143条的评析和适用

《民法总则》最终保留了民事法律行为一般生效条款。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概括性依据,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交易安全。但立足于整个民法典该条款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内容被其他条款架空、易致举证责任不清、容易滋生法官滥用乱判现象等。既然《民法总则》保留了该条款,基于法律的稳定性暂且不宜随意改动。但我们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扬长避短,少用慎用该条款,并借鉴刑法认定犯罪的无罪推定和两阶层犯罪构成体系,在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上采用有效推定和构成要件-效力阻却体系。如此不仅避开了该条款的缺陷,还简化了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认定的程序,提高了审判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