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立法的功能定位与核心问题

社会信用立法面临着功能定位不明确、技术回应不明显、实施立场不准确等比较突出的问题。社会信用立法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语境下的道德立法，通过将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在“良法善治”意义上的统一。大数据技术为社会信用立法提供能力支持，使之成为可能，并因全样本分析、反模糊反匿名、自身膨胀等技术特征影响社会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和使用，立法中宜确立“全面采集”“原则公开”“安全使用”之原则。实践中“泛信用化”惩戒乱象表明社会信用法律的规制功能与激励作用间的内在逻辑失调，一方面应明确激励型法的规制功能，引导逻辑思维和意识形态融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坚持法律规制功能的激励导向，即便是失信惩戒也具有激励作用，主要表现为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适用。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工匠”供给侧改革研究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正在助推“数字工匠”供给侧改革。当前数字化人才供给存在“数字工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和配套欠缺的难题。通过分析内外影响因素，提出需从政府层面发挥数字化人才服务与监管作用、在高校层面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企业层面重视数字化人才引进及培育三方面着力，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工匠”供给侧改革。     

个人信息认定标准的适用困境与出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解释路径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核心落脚点之一“数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信息的有效利用事关数据要素价值激活和数字经济红利释放双重目标的实现。个人信息是建构个人信息相关制度措施的基石概念，明确其规范构造是确保个人信息法律治理体系有序融贯的基本前提。这一法律概念解构所面临的“识别性要件失效风险”和“匿名化规则不确定性”等困境，给现行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法律规范的实效化带来了明显的梗阻感。对此，可以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在分析个人信息概念的功能定位和匿名化技术的风险本质的基础上，将“场景化+动态化”风险控制理念合理嵌入个人信息概念认定之中，进而建立“双化协同+三维一体”的个人信息概念评价体系，以弥合技术发展不确定性和法律规范稳定性之间的张力。     

人工智能时代“深度伪造”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深度伪造”滥用行为将对现行法定证据、民事侵权救济、刑事制裁甚至国际安全机制等法律制度带来多重现实挑战。法律规制此类行为需要协调安全与自由两个层面利益需求引起的冲突,应以安全价值为主导构建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各国在监管“深度伪造”虚假信息的过程中形成了数字平台“自我监管”、政府“直接监管”以及“平台+政府”联合共同监管三种治理模式。抑制“深度伪造”滥用行为需要国际与国内法律互相配合,在国际法上,我国可倡导建立或完善具有针对性的国际监管合作机制;在国内法上,我国可采取“平台+政府”联合监管模式,强化数字平台“准行政”审查责任并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     

供需视角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需求间存在明显张力，传统治理模式在监测预警、应急指挥、信息公开、流调追踪、资源调配、基层防控、距离限制、健康通行和有序恢复等治理场景中面临诸多困境，难以有效解决“快速缓解、控制和消除疫情”和“化解疫情下多元主体需求间张力”两个关键难题。数字社会下知识、数据和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为传统治理模式向数字治理模式转变提供核心驱动力。本文从供需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各级政府采用的24个数字防疫实践案例经验，构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框架。研究发现数字社会下知识要素、数据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供给机制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共享特点，知识要素通过交叉、融合、传承和进化，数据要素通过流转、关联和融合，技术要素通过构建数字化组织、人员、流程和工具等途径赋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场景和过程，实现治理目标。     

数字经济背景下青年人才培养模式及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既为激发青年人才创新活力带来黄金机遇，也为全球青年人才竞争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培养具有数字经济领导力、数字化业务能力和数字化治理能力的青年人才，成为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本文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青年人才培养的“三维驱动”模式，分别是政府“战略引导+政策支持”模式、高校“知识供给体系建设+产教融合”模式、企业“‘一把手’引领+需求导向”模式。针对“三维驱动”模式进一步提出对策建议，即把牢青年人才培养的正确政治方向、加强数字经济对青年人才培养的影响研究、推进青年人才投入优先保障机制、打造高水平青年人才培养平台。     

中国城乡未成年人的“数字鸿沟”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数字鸿沟”。尤其是在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数字鸿沟”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但在目前，由于社会、历史、经济等众多因素，我国城乡未成年人在获取网络信息资源上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这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的现代化水平。鉴于以往我国学者对“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并未涉及到城乡未成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笔者将从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以及学校教育信息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论述城乡未成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存在。     

数字背景下的市场融合与广告产业扩张

数字技术的变革带来了广告产业的转型和广告市场的融合。广告市场正在经历从市场细分到市场融合的演进范式的变革,数字技术融合,广告主需求的融合和管制的放松主导了广告产业的市场融合,以技术融合和需求融合为基点抽演出广告产业市场融合的演进模型。在市场融合和产业扩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基于市场融合,提出促进要素供给,谋求扩张空间;资源创新组合,业务流程再造;并购与战略联盟,集团化、多元化扩张;培育广告产业集群和拓展产业链等广告产业扩张策略。     

公安机关队伍管理范式变革研究——以上海市公安局为例

变革公安队伍管理范式，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是公安机关提升队伍管理工作效能的恒新主题。公安机关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年代“军事化”管理的经验探索到改革开放时期一系列队伍建设方针政策的提出，再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新观点新思路新举措。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在探索队伍管理模式升级的过程中，创新性地将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最前沿的数字技术手段引入公安队伍管理工作，实现价值范式、方法范式、理论范式的更新，全面提升公安队伍管理规范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会员消费：青年群体数字内容消费现象透视

数字技术变革与精神消费升级催生了数字内容的生产，青年群体通过会员消费成为数字内容的主要消费群体。通过对青年群体会员消费的剖析，可以发现，青年群体会员消费具有“唯快不破”的即时性获取、“体验至上”的情感性满足、“层级差异”的可见性供给等特征。青年群体会员消费的实践逻辑，在个体层面体现为时间控制和轻歇体验，在群体层面体现为圈层区隔与自我归属，在社会层面体现为动态诱导和非会员排斥，从而在会员消费过程中给青年群体带来情感满足、圈层归属以及碎片化消费、身份焦虑的双重影响。为了避免青年的盲目消费，也为了会员经济的健康发展，应当建构会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从青年自身、网络平台和国家治理三个层面共同完善会员消费市场，引导会员经济健康发展。     

元宇宙时代NFT数字藏品交易的版权困境与应对研究

元宇宙时代，依托区块链成熟的技术，NFT数字藏品交易日益繁荣发展，但同时也给现行著作权制度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其核心争议主要集中在NFT数字藏品交易的著作权定性和NFT数字藏品交易平台的侵权责任承担问题。NFT数字藏品交易不受《著作权法》的发行权控制，但可以让公众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NFT数字作品，因此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NFT数字藏品交易平台属于信息网络存储空间服务商而非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其责任认定应结合商业模式进行。法律手段并非解决NFT著作权问题的万能药，而应结合社会准则以及技术等法律之外的手段对其予以规范。     

论数字技术下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

数字技术下的合理使用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合理制度直接适用将面临诸多挑战。为更好地协调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以实现合理制度最大功效,在构建数字技术背景下的合理制度时应注意界定和确定数字化作品及其法律地位、协调合理使用与技术保护措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并建议就合理使用范围采取排除式立法。     

论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数字化与法治化

公安工作现代化是法律制度、数字技术在公安系统广泛运用的现代化，是数字公安与法治公安建设的“同频共振”。数字法治公安建设反映出数字公安与法治公安双向融合过程，数字化理念与法治化理念的深度融合，体现了以技术维度赋能法治维度与以法治维度约束技术维度的双重属性。这就必然要求警务治理信息化过程必须发挥法律规范的引领功能，在法治轨道上探索数字技术赋能的理论创新，将警务数字信息化所蕴含的技术理性与警务法治化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价值有机结合。为此，需要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警务执法活动的全过程，以法治规则规范警务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构筑起以法治赋能数字公安变革的坚固屏障。     

数字时代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数字经济从“互联网阶段”发展到“平台时代”,头部平台企业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常发生,需要构建完善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对其进行规制。数字经济条件下,该制度的适用主要存在缺乏法律和理论供给、认定标准失灵、救济措施不充分等问题。在做好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宏观背景下,应从制度的调适、标准的优化、救济模式的扩充三个维度作出回应,以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网络时代的版权保护

数字化技术和因特网的迅猛发展给版权保护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普遍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年底制定了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两个新条约，以适应全球信息网等高科技对版权的挑战。为迎接挑战，我国应在数字化作品及其版权归属、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与限制等方面进行积极回应，完善相关法律。     

整体智治：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

数字技术的赋能有利于助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在新公共管理理论遭到普遍批判与数字治理兴起的背景下,整体智治理论是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作为智能化时代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与治理框架。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公共法律服务呈现出规则代码化、场景虚拟化、决策建模化、效果精准化等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是组织形态、运行模式、数字技术、价值理念与法治保障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尽管蕴含着强大的治理效能,但也面临着信息孤岛的负面效应、政企合作机制的不完善、技术平台的局限性、“数字鸿沟”现象、数字制度规范缺位等问题,需要结合整体智治理论,构建起整体型、合作型、智能型、回应型与法治型兼具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论大数据时代法律实效研究范式之变革

由于实然法与应然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故要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增强法律的有效性,亟须加强对法律实效的研究。法律实效对研究范式的选择提出了全面、动态、客观有效的需求。但传统的定性、定量研究范式因囿于自身缺陷,均无法完全满足法律实效对研究范式的需求。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大数据研究范式应用于法律实效研究既在技术上可行,又能弥补传统范式之不足,满足法律实效研究对范式的需求。为实现法律实效研究范式的变革,应遵循以相关性为基础的大数据研究范式的基本理论框架,实现法律实效信息数据化并提升运用法律实效大数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