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冲突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困境与行动逻辑——以黄海海域浒苔绿潮灾害治理为例

新的时代背景下,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但是由于海洋环境的跨地域性及环境治理本身的公共性等特征,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着诸多问题,治理效果不甚理想。从利益分析的视角发现,多元治理主体内部及主体间利益冲突是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基于"事件情境—行动过程"的研究思路,多元利益协调下海洋环境治理的行动逻辑,应从制度安排、利益补偿、利益争端调解和利益共享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化解利益冲突,提升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与质量。     

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优化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议题、机制及行动层面不断发力，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多样化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存在着“发展和安全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发展治理与安全治理的议题设置不平衡、机制协同不到位、行动配合不充分。中国需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具体可从以下路径入手：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平衡议题设置；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治理机制间协调互补；优化治理思维，推进互动治理和联动治理。     

超越政策动员:"合作治理"何以有效回应竞争性制度逻辑——基于X县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制约,如何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动员与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是一大难题.从中国地方政策执行实践来看,部门执行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短期兴奋剂效应与常态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罅隙,依赖行政权威的政策动员与竞争性制度逻辑不相适应.通过追踪X县流域治理行动,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制度—行动者—机制—结果"的合作治理框架,可以揭示竞争性制度情景中,不同行动主体策略性互动产生政策动员的诱因,也可提出超越政策动员的整体性合作治理的要求.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经验及其优化对策——以上海“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为例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50%,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城市(群)中国时代,城市发展模式也由原来的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质量提升转型。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催生城市治理机制的创新,城市精细化治理应运而生。以上海推进"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为例,系统探讨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顶层设计及其实施过程、具体绩效等问题,由此发现,上海通过权责配置精细化、资源统筹精细化、行动策略精细化、执行过程精细化、社会支持精细化等五个方面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进程。在此基础上,从法治化、标准化、智能化、常态化和参与化的视角,对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对策,主要包括深化城市基层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城市综合治理标准体系建设、加强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建立健全源头治理机制、建立城市治理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参与制度等。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实现路径探究

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有效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共同发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和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治理体系。目前,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体系尚存在着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监管责任没能有效履行、企业的环境治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和公众环境保护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共治,需采取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严格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等措施加以解决。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决策

网络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维护、自我管理。从传统的网络监管到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网络治理，可以有多种思路，从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建立三种机制实现网络治理，即“政府－网民”应答互动机制、“政府－民间”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评估－纠错－问责”衔接机制。     

和谐宪政——美好社会的理念与制度

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政体制的改革能够为建构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制度性基础和基本框架。彻底改革中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在宪法和宪政的基础上整合人为的社会断裂结构，并且努力建构和实现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包括重新认识和评价社会组织、团体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视对社团管理、引导和指导；大力加强、加快“社团”立法，积极促进政府与“社团”的良性互动，以及改革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变成真正的民意代表机关；应当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构成进行大力的调整，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内设立和实行“督察专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并建立“反应与选择”的机制。     

优化基层公安执法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四大指出,“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罚代刑等现象”。作为专司执法的公安机关,如何从优化基层执法入手,提高整体执法水平,是新形势下为建立市场经济、建设四化提供良好法律保障的重要课题。 基层执法水平有了很大改观 近几年,江苏各级公安机关为适应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需要,把加强公安法制建设的重点向基层倾斜,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     

对公安机关执法“亚环境”的思考

本文从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所遭遇的现象，来分析公安执法“亚环境”的特点、现状和危害，并从“亚环境”形成的原因入手探讨公安执法环境的改善。     

美国有组织犯罪概念的演变对我国“后打黑时代”的启示

美国有组织犯罪经历了有组织犯罪民族论，到经济论，再到“犯罪”与“组织”结合论三大阶段。美国有组织犯罪类型的流变与概念的演化对我国有组织犯罪治理进入“后打黑时代”有着诸多借鉴和启示。其中最为迫切的是：对我国本土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应坚持全景式认识，采取治安秩序与经济秩序并重的分类治理的执法策略，调整打击锋芒；在刑法学中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建构刑法有组织犯罪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完善立法、严密法网；与此同时，进一步缓减在我国威权体制下有组织犯罪治理有效性与法治原则的张力。     

“梯次推进的动态整合模式”：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路径探讨——以晋江市经验为评估个案

文章在梳理公共产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底线公平理论、有限财政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相关支撑理论，并在结合国内四个经济强县（市）建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实践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了“梯次推进的动态整合模式”作为经济强县建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尝试路径，核心理念是“应先行、分梯次、需整合、可持续”。作者通过分析晋江市的案例来具体说明和论证了该模式。晋江市在建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实行“梯次推进”的策略，具有显著的“三元动态整合”和“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显著特点，在社会保障的具体运营上已形成“城乡联动，多元统筹；政府主导，因势利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大胆创新，重点突破”的经验。“梯次推进的动态整合模式”作为经济强县建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先行推进模式，值得借鉴。     

政策约束与公民参与：合作治理中的有效决策问题

已有研究多从公民参与角度入手探究合作治理的实现机制问题，而忽视了公民无序参与和由此带来的无效决策问题。因此，应当将合作治理的公民参与研究范式转向有效决策研究范式。政策决策中的质量约束、结构约束、时间约束和可接受性约束深刻影响了公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方式。公共决策部门应当综合判断政策约束性和公民参与类型，进而采取合适的有效决策模式：低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集中式自主决策模式，以获取决策信息为目标；中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分权式协商决策模式，以推动决策执行为目标；高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放权式公共决策模式，以促进公民自治为目标。基于平等、包容、理性和尊重的有效决策才是实现合作治理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基层干部“伪忙碌”：内涵、症结与纾解——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分析

政策落实的成效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基层干部的行政行动是影响政策落实的重要因素。基层干部行动呈现出“伪忙碌”的状态,即基层干部表面上看起来很忙碌,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行动效果。这一状态不仅背离了基层干部的行政责任,也削弱了政策效能并影响着基层行政生态。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建构“行政环境—行政者—行政风格—行政责任”四维分析框架,结合实践调研发现,基层干部“伪忙碌”的症结在于复杂环境加压下行政行动者实际角色边界泛化,进而导致行政风格“潜在异变”,使其间歇遗忘自身行政责任。要纾解基层干部“伪忙碌”现象,就必须从结构优化、角色定位、行动重塑、伦理规制等方面入手,加强对基层干部行政行动偏差的矫正,以提升基层治理的政策效能。     

网格化管理中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难题与破解——以K市为例

网格化管理中，普遍存在着普通群众参与度不高，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参与少等难题。对此，可通过构建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予以破解：强化党建引领，以网格为基础治理单元，构建纵向到底的“七级”党群联动工作体系和横向到边的网格化区域党建格局；建立外网，强化群众、社会组织参与和考评；建立线上线下“双通道”参与机制，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网格化管理；整合社会智力资源，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能力。     

论传媒与公安刑事执法工作的冲突与协调

传媒是公众行使言论自由权的重要途径，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对传媒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传媒舆论监督也能够促进公安机关公正执法，但传媒监督一旦超越一定限度，就会引发冲突。传媒与公安刑事执法二者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双方可共同建构良性的互动机制。为此，公安机关应提高对传媒监督的认识，制定和完善刑事执法信息公开制度。传媒应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尊重公安司法工作的特性和规律。     

嵌入式治理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样态、逻辑及路径——以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而专门针对公安机关基层社会治理的样态、困境、行为逻辑及其治理路径的相关研究又相对较少。基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研究视角对中外治理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并结合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网格化治理与道德治理样态展开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嵌入式治理”的新型治理方式。公安机关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组织松散化、权力使用过度化及价值失灵化等困境,需要构建“组织-权力-价值”三重治理逻辑框架,进一步提出通过组织增能加强党建引领,通过权力整合促进多元共治,并在制度耦合的基础上重塑治理价值。     

我国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运行模式及其正当程序建构

依法治国背景下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有助于科学配置社会治理模式，释放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优势，而2019年《检察建议规定》所确立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正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催化剂”。囿于制度设计科学性欠缺，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地位与释放治理效能的理论、实践与制度产生三种悖论，阻碍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作用“落到实处”。通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适用要件、程序要件以及效力补偿三个方面的正当程序建构，能够进一步提升检察建议的治理效能，打通社会治理中检察效能向治理效能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基层公安机关“人本管理”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基层公安机关实践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开展了公安队伍“人本管理”工作，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该问题，各级公安机关应提升“人本管理”理念，从健全公安民警政治和经济待遇保障机制、建立基层民警执法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基层公安机关内部“人本管理”的长效机制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