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空白刑法规范的类型化研究

空白刑法规范以犯罪构成该当性参照性规范为判断标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依据是否有明确的参照性规范,可分为典型与非典型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发挥的不同作用,将典型空白刑法规范分为完全与部分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的效力等级,可分为高位阶、低位阶与混合位阶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内容的明确性,可分为双重与单一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中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是否符合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可分为规范与冲突空白刑法规范。空白刑法规范因违反民主法治原则、法律专属性原则和明确性原则而不尊重罪刑法定;因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而不利于法治统一;因违反刑法的谦抑性而不符合人权保障。因此要通过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和合宪性审查程序来矫正违宪违法的空白刑法规范。     

论“职业禁止”的司法适用——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制定和实施,其对刑法37条的修改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较为热烈的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对职业禁止的适用范围、刑法与非刑事法律职业禁止关系的理解等。虽然修正案明确了优先适用非刑事法律,但对为什么要优先适用非刑事法律,以及职业禁止设立的意义何在,仍然需要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刑法谦抑性是处理刑法与非刑事法律界限的指导原则,包括职业禁止适用范围。刑法谦抑性可以较为客观的区分刑法与非刑事法律两者的界限,纠正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偏差。以职业禁止为代表的资格刑的设立不仅完善了刑罚体系,发挥了犯罪预防的作用和促进了刑事司法的规范化进程。     

社会善治目标下“特定活动”的刑法禁区

禁令自写入刑法以来,其适用和执行中不断出现需要应对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法理基础略显虚空;相关法律法规对禁令之规定呈碎片式分布;永久禁区虽有规范支持但有影响生计之嫌,司法救济措施规范层面尚未涉及等。针对规则粗陋,在甄别刑法禁令与诉讼禁令、行政禁令界限基础上,建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在刑事司法、行政执法以及二者结合部位,找到衔接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以合理设置特定活动刑法禁区;抓住禁令限制人身自由的敏感问题,亮出人文关怀牌,回应服刑人权利保障与禁令限制的重大现实需求。借鉴域外复权制度,跟进立法,形成制度支撑,以平衡保护服刑人个人的合法权利与社会的基本安全,达至社会善治目标。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对我国刑法“类型化”不足之思考

我国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类型化＂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当抽象——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使用的补助思维形式就是＂类型＂。用＂类型化＂思维方式反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至少存在刑法的罪名取定缺乏彰显类型化之不足、类型与类型之间横向衔接不紧密、母类型纵向再类型化的过程中子类型要素存在差异、类型化过细的问题以及部分类型的开放性不够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经济往来”系列刑法条款研究

"经济往来"系列条款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理解"经济往来"系列条款时,要注意条款所涉个罪均必须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条件。"账外暗中"作为刑法第387条第2款所明确规定的单位受贿罪的成立条件,不太合理,该限定条件不利于惩治犯罪。     

刑法“事先法”之理念导读

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具有鲜明的事先法特征。从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看,刑事立法的事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保障法存在语义误读之嫌,刑法的正义价值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各司其责、平起平坐。我国的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定性和定量分别表明了刑法的事先性与克制性。刑法的边界是人类行动的自觉结果,在原初意义上具有事先性。     

信息网络时代发布、兜售不良“PUA”教程行为的刑法规制

发布、兜售不良“PUA”教程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从刑法视角对其加以审视。现行刑法中的传授犯罪方法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以及刑法共犯理论虽可以作为规制发布、兜售不良“PUA”教程行为的权宜之策,但是,这些罪名只能对部分具备特殊情形的发布、兜售不良“PUA”教程行为进行规制。鉴于不良“PUA”并非刑法概念,并且对其进行认定暂不存在明确、可行的标准,因此,通过增设新罪名以对发布、兜售不良“PUA”教程行为进行单独规制的想法并不现实,而采取“法律制裁+道德制裁”二元规制模式以及制定涉不良“PUA”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重视对精神伤害的刑法评价,才是当前情况下规制发布、兜售不良“PUA”教程行为的可靠路径。     

论银行“飞单”刑法评价问题

银行“飞单”是近年来理财产品交易中出现的新问题,随着华夏银行“飞单”案发,银行“飞单”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由于银行“飞单”的特殊性,对于如何对此类行为进行刑法评价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由数个银行“飞单”案引出,结合银行“飞单”的概念、内涵、具体特征,以探讨如何对银行“飞单”行为进行刑法评价.通过对银行“飞单”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等的分析,银行“飞单”能够纳入《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评价范围内.     

对现行《刑法》“犯罪”条款的逻辑审视

我国现行《刑法》表述的犯罪概念内涵偏多、外延偏小 ,并没有很好揭示犯罪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 ,甚至出现了“不认为犯罪是犯罪”的悖论。     

故意杀人行为的“类型化”思考

我国刑法典对故意杀人罪规定过于简单,致使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同案不同判或本应在故意杀人罪评价的行为却在其他罪中评价,因此解释故意杀人行为需要＂类型化＂的方法论。故意杀人行为的＂类型化＂有其历史基础、可供借鉴的国外经验和犯罪学类型化成果。运用＂类型化＂方法解释故意杀人行为,有利于确定具体个案的量刑基准,有利于处理刑法第17条第2款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利于弥补对行为评价的不足,有利于从立法上消减死刑条款。     

论《刑法》使用“的”字结构的语法特点

本文从文理的角度,对《刑法》使用“的字结构”的多样性、明确性和规范性特点作了论述。认识这些特点对刑事司法实践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浅议高利贷活动的刑法规制及犯罪侦查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银行紧缩银根双重影响,社会面资金供需矛盾突出,高利贷活动趁势抬头、发展蔓延,呈愈演愈烈之势,对职业高利贷经营者,运用刑法进行规制打击,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对此类案件的侦查应牢牢抓住非法从事金融业务即犯罪嫌疑人未经银行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这一主线,以犯罪嫌疑人向不特定的单位和个人发放贷款为切入点,以社会危害性为重要衡量标准,开展深入细致的侦查取证工作。     

论我国刑法中的“次”

本文在简要概括了我国刑法中“次”的意义后,对“次”的概念界定和价值限定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次”是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侵害行为侵害能力范围内针对所有对象的单个侵害行为。“次”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在不同的场合还需进行价值限定。“多次”作为构罪标准时,以该行为达到应当受行政处罚的危害程度对“次”进行价值限定;“多次”作为加重情节时,以该行为应当受刑罚处罚对“次”进行价值限定。     

“创安”活动与综合治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党和国家全面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战略方针。是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和保证社会生活各领域稳定发展的有力措施。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搞好社会治安,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改     

徇私枉法罪中“特定明知”的认定

徇私枉法罪有关条款明确了行为人对特定对象的“明知”,要准确认定行为人的“特定明知”,必须先确认特定对象在犯罪构成中的归属。司法实践中,在认定行为主体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时,将行为主体的认识状况与对行为主体认识状况的认识区别开来：“明知”是行为人对犯罪构成事实的一种认识状况,而非我们对行为人认识状况的一种判断方式。只有把“明知是有罪的人”限定为行为主体自己对犯罪构成事实的一种认识状况,才符合罪责自负原则。     

论民事主体结构的重建——以类型化为视角

民事主体是民事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建什么样的民事主体结构,该结构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民事立法的成败。当前学界的观点往往是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和构建自己的民事主体结构,显得有所偏废。鉴于此,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民事主体进行类型化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类型化为视角,在评价现有民事主体结构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民事主体本质和“类似性”认定的阐述,提出重建民事主体结构的“一环四分说”,以期有助于民事主体的多维度研究。     

试论“特定关系人”界定的重要性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将法律法规中的"利害关系人"扩展为"特定关系人",明确界定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和范围。对于司法机关的侦查及审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两讲”活动的认识与思考

在新的形势下，胜利油田工会开展以讲“工人伟大、劳动光荣”，讲“优良传统、胜利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两讲”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爱岗敬业精神和创新创效热情，为油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     

论证据学中“推定”的分类——基于推定基础的类型化界定

囿于传统的分类方法,以及时推定基础的单一化解释,我国学术界对于推定的研究尚处于比较浅的层次,司法实践中推定的适用也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推定的基础应为政策考量与价值权衡而不仅仅是盖然性.从多元的推定基础出发,可以将推定分为政策保护型推定、政策负担型推定、规则预设型推定以及纯粹盖然性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