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回诉讼请求行政判决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判断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行政判决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执行标的是司法判决还是行政决定存在认识分歧，由此引发适用强制执行“司法裁判”申请期限的2年，或是适用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申请期限的3个月之争。对此，理论和实践均存在不同观点，并且法律及司法解释也未作出明确规定。为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应改变以执行标的作为适用何种强制执行程序的判断依据，回归驳回判决本身的司法判决属性，进而适用司法裁判执行程序以及2年的强制申请期限。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视野下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改革研究

<正>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将“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列入年度工作要点。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积极践行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理念，在未成年人案件中优先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未成年人的批捕率、起诉率、羁押率；同时，侦查、审判、司法行政持续发力，加强沟通协调，     

《民法典》第10条“习惯”司法适用程序机制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民法典》第10条已确立习惯的法源地位，但由于习惯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性、民族性、抽象性，以及司法过程中对习惯进行识别、适用的程序机制尚不健全，法官往往依据自身对习惯的感知和认识进行裁判，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习惯”司法适用的进程和规范化。为打破《民法典》第10条“习惯”司法适用的困局，应于前置程序中以“习惯”的筛选、审查实现《民法典》第10条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于准入程序中以双向引入机制将“习惯”引入司法适用程序，并于后续举证程序、裁判程序、监督程序中，依“习惯”所承担之证据功能与法律依据功能之不同，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强化“习惯”司法适用的论证说理，为适用“习惯”裁判之案件的司法救济提供法律依据。     

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司法经济原则功能的再思考

司法经济原则在WTO语境下的适用,有着不同于国内适用的特点:WTO协定义务的广泛性和冲突规范的欠缺使得专家组对司法经济原则的适用成为必然;在欠缺其他工具对政治问题加以回避的情况下,司法经济原则的适用则可以帮助专家组甚至上诉机构回避政治问题以维持其民主正当性.因此,对于司法经济原则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适用,不能简单地加以排斥,这一司法技术工具的正确使用应该考虑到WTO机构之间的分工和平衡.     

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适用之检视

近年来，少捕慎诉慎押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政策确立下来，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进“慎诉”工作的一项重要司法实践。以重庆市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下的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工作成效斐然，但也有适用标准未明确、行刑衔接不完善等实务问题亟待解决。应立足于司法实践需要，从明确适用标准、拓展适用空间，强化行刑衔接、做实事后监督等方面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适用的制度构建。     

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相关司法解释评析

我国目前至少有四个司法解释涉及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 ,其中 ,195 5年司法解释并没有排除宪法在诉讼中适用的可能性 ;1986年司法解释排除了宪法在诉讼中适用与引用的可能性 ,是违宪的 ,应予以废除 ;1988年司法解释与 2 0 0 1年司法解释以特有的方式确认了宪法的司法适用 ,成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法律依据。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需要宪法解释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网络犯罪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辨析

<正>司法实践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量大幅上升，但因两者的区分标准不统一，出现了司法适用上的混乱，有必要予以辨析。在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因同样作为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提供资金账户、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等行为上有相同之处，     

审查逮捕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政治目标，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这一刑事司法政策应当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慎重适用逮捕措施，对于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     

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宪法司法适用从内容上看,就是法学界所说的“宪法司法化”。我不采用“宪法司法化”一词,是因为其中那个“化”字似乎暗舍欲将宪法典的适用权全让法院包揽并排斥立法机关等主体适用的意思。宪法司法适用的提法与法理学的“法律适用”概念比较好衔接,因而含义也较易为人们所把握。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引出的思考 宪法司法适用问题长期以来没几个人重视,最近几个月突然热火了起来,必有其复杂的原因。 从表面看,亡是因一个以齐玉苓女士为原告的案子而起。齐玉苓最终胜诉的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如下：１９９０年山东某市中学生齐玉苓考上…     

“宪法司法化”引出的是是非非——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宪法司法适用从内容上看,就是法学界所说的“宪法司法化”。我不采用“宪法司法化”一词。是因为其中那个“化”字似乎暗含欲将宪法典的适用权全让法院包揽并排斥立法机关等主体适用的意思。宪法司法适用的提法与法理学的“法律适用”概念比较好衔接,因而含义也较易为人们所把握。     

慎用死刊——刑事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问题探讨

慎用死刑是刑事司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慎用死刑必须正确掌握死刑的适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判断“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难题,应该加强立法和司法的解释。与此同时,正确地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正确适用死刑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监视居住的适用及其改革完善

作为刑事强制措施之一的监视居住，目前在立法上存在浪费立法资源、制度设计不严谨、适用条件与司法投入不对等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量极少、“双规”等变相监视居住方式大量使用等问题，需要从适用条件、适用阶段、适用主体、适用场所、适用时间等方面对监视居住进行全面改造，将无法律依据的“双规”也纳入监视居住的制度范畴。     

“经验”何以成为“法则”--对经验法则适用困境的考察、追问及求解

经验法则之于法官认定事实意义重大。然而自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正式明确经验法则的法律地位以来，十余年的司法实践并没有使它成为坚实的“法言法语”印入法官脑海，反而陷入诸多适用困境，适用数量严重偏低，适用质量十分欠佳，修辞意义大于论证作用，华而不实的现象较为突出。如此情状既有法官素质的羁绊等主观原因，也有经验法则的掣肘和司法环境的阻滞等客观原因。为使法官远离事实认定的“自动售货机”，在微观层面，需要重构三类适用模式———指引模式、论证模式、中介模式，重塑“反思平衡”的思维方法；在中观层面，需要引入民主机制增强交流，完善程序控制加强规范，推进经验法则的案例化、类型化与体系化；在宏观层面，需要大力提升法官素养，使之兼备法律人“出世”和普通人“入世”的品格，还需构建宽容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理性、负责、温和的媒体环境。     

死刑裁决标准需要更富“刚性”

前不久，笔者应邀到上海的一所知名高校做主题为“我国死刑立法和司法的双重反思”的学术讲演。在回应法学研究生有关我国死刑适用“硬标准”中是否存在“杀人者死”的现实关切时，我给出了这样的判断：“杀人者死”是一种传统的社会观念，我国法律上的死刑仅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员，现实司法中的死刑裁决，依然须在“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指导下谨慎适用。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实证研究

“执行难”长期困扰着法院，已成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一个重要障碍。“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尊严”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正是我国为解决执行难而设置的刑罚措施，是所有执行措施中最严厉、适用效果最显著的措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它却极少被使用。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又该如何克服这些障碍，使拒执行为无处遁形、罚当其罪，从而有效地捍卫司法的权威性和有力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文以对拒执罪司法适用实证调查为基础，展开对上述问题的研究。     

民事案件事实形成中的方法论命题

民事案件中，法律适用的“小前提”案件事实形成环节蕴涵了一个“小司法三段论”，基于此，民事法律适用实质上是一个“双阶层司法三段论”。民法证据规范是“小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不仅限于举证责任规范，还包括民法证据方法规范、民事推定规范以及民法证明标准规范。民法证据规范丰富了民法规范的类型体系，提升了民事权利规范、民事义务规范和民事责任规范的可操作性和价值连贯性。应通过对民法证据规范的发现、归类和解释适用促进形成合宜的民法证据思维，实现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沟通和协调。     

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法官集体行动逻辑实证研究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各高级法院2014—2021年1 362份判例的实证考察，揭示了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的法官集体行动，具体表现为外观法理泛化适用、构成要件实用认定及判断标准续造修补。集体行动背后的逻辑是裁判者基于多重后果考量而进行能动司法，同时个案判决认知在多个司法交互场域中互相影响和递归，进而演化出司法裁判“自创生系统”。表见代理司法裁判的“切片样本”分析还表明，本土未来的民法解释体系可能会走向日趋成熟的法学理论、“自上而下”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以及“自下而上”的法官集体行动司法造法三方“共治共构”的路径。     

近代中国统一法律适用的实践

统一法律适用(解释)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即明文赋予最高审判机关以统一解释法令权，从北洋政府大理院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司法院时期，最高审判机关判决例与解释例的制作规则日趋完善，“司法造法”的编辑体例也逐渐定型。面对政治分立与积案如山的挑战，最高审判机关仍普遍地行使终审权，这是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基础。判例要旨及其汇编呈现出明显“法条化”的特色，这不仅适应了当时司法的现状，也与“律例并行”的传统相暗合。民国时期的解释例也是“广义的判例”,司法解释呈现出“裁判化”的特色。近代中国的制度建设与司法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统一法律适用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浅析理性回应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民意——以“醉驾”行为的法律适用为视角

“醉驾”行为的法律适用成为社会公众舆论的热点，司法面对日益强烈的公众期待和民意压力，司法执法人员需要秉持对法律的理解，对社会舆论要保持理性中立的价值判断。保持司法独立，是维系司法体系正当地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前提，独立司法符合民意的目的。理性回应民意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司法的使命，可以弥补专业化理解与现实的距离，较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回应公众舆论，必须保持司法理性，公众舆论与司法者要设置一道“防火墙”。完善公众的参与机制、诉讼公开机制，畅通民意的正常表达通道，让民意以合法规范的渠道传递到司法者的面前，为司法者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正义的土壤。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证明简化及其限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发量激增,主要源于网络黑产全链条打击的司法政策、对“明知”的扩张解释以及认罪认罚案件的效率导向,这联合指向定罪证明的简化,认清“证明简化”需实体与程序一体化分析。本罪的“明知”应平义解释为“知道”,不能为降低证明难度而将“应当知道”作为下限。关于“明知”的证明,以经验为中介的推定方法不可避免,但“推定”系司法证明中断,具有突破法定证明标准的风险,为区隔有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程度及证明标准、被告人“经验抗辩”机会、认罪认罚案件的自愿性审查均不能简化。基于罪刑法定和疑罪从无,本罪的适用应坚持共犯从属性而不能简化为“非共犯”,第287条之二属于帮助犯的特殊定罪量刑规则,“帮助之帮助”因与正犯缺少密接性而不可罚,本罪不应成为违反行业管理规定的兜底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