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技术与刑罚：福柯刑罚社会学研究

与以往刑罚社会学思想家不同的是,福柯并不关注刑罚的社会语境或道德基础,而是直接引领我们进入刑罚机制的内部运作,将焦点集中在实际的刑罚权力技术及其运作模式之上.这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集中体现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之中.在福柯看来,权力运作于完全"物质化"的技术、机制和机构等重要层次上,因此只有对运作中的技术进行仔细考察才能获得最佳的理解.正是在这种视角之下,福柯最终对刑罚制度的核心内容发表了极具洞察力且发人深省的观点.但是,应当注意到福柯的观点也存在某些缺陷.     

身体的“权力重负”——福柯刑罚思想的身体视角

在福柯的学术话语中,身体是权力的基点,是刑罚的受体。从身体的视角考察福柯的刑罚思想,可以发现,身体负载着权力、规训、控制、监禁等诸多法律意义。通过身体改造灵魂,使刑罚走向理性化和制度化,人的社会意义进一步澄明。     

刑罚轻缓化与中国刑罚制度改革

刑罚轻缓化趋势以自然正义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为支撑,要求刑罚的设置要以轻缓为标准,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判刑时要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优先使用较轻的刑罚,只有在较轻的刑罚不能够适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时,才可以选择较重的刑罚。反观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设计和运行,诸多制度还存在着背离刑罚轻缓化趋势的现象,对此,应当迎合刑罚轻缓化趋势通过制度重构予以矫正,这种重构应当从实体与程序角度,按照刑事一体化的要求进行。     

刑罚基本问题理论研究六十年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已对刑罚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刑法学界才开始对此方面的问题予以普遍关注并展开全面的研究。就刑罚的概念与本质、刑罚权、刑罚目的、刑罚的功能、刑罚的价值等问题，刑法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观点和主张，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性的观点，同时仍存在一些分歧。长期以来关于刑罚基本问题的研究讨论在丰富和深化刑法学理论的同时，也促成了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刑罚理念和刑罚观的转变。     

老年人犯罪刑罚从宽——社会学和刑法学二维视角考量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出生于1930年,是上海某机械厂退休工人。陈某因长期(十几年)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谢某而对其心生怨恨。于2010年6月某日中午在护理妻子谢某时,因不忍辛劳而情绪失控,遂持1把木榔头猛击躺在床上的谢某头部数下,并在被害人谢某呼救时用双手猛掐其颈部,致使被害人谢某机械性窒息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事后被告人陈某打110报警并在家中等候民警处理,并如实交     

外国刑罚体系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刑罚体系基本上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准,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改革刑罚体系,重新设计刑罚体系的结构,使之与社会发展和惩罚犯罪的实际需要相适应,是我国刑罚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世界各国的刑罚体系在整体结构上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我们应本着立足于我国国情、尊重历史的原则,严谨地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积极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     

刑罚轻缓化的经济基础

当今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虽然刑罚轻缓化的直接动力是思想观念的进化，其中主要是犯罪学的发展以及人道和人权观念的勃兴，但是刑罚轻缓化变革的内在动因应该是经济的发展。经济越发达，刑罚越轻缓。     

略论刑罚的效益原则

刑罚作为一种抑制犯罪的手段 ,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收益 ,但这种社会收益的取得需要相当的社会成本支出。刑罚的效益就是指刑罚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关系。确立刑罚的效益原则就是要以最佳的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收益 ,这对于摒弃重刑主义和泛刑罚化观念 ,重视刑罚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我国刑罚的效益 ,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确立合理的刑罚限度 ,刑罚强度以及完善罚金刑的适用制度等。     

刑罚执行社区化的环境分析和对策研究

基于刑罚执行社区化概念及其观点考究,认为刑罚执行社区化存在的现实问题是保障刑罚执行社区化的社会基础、文化伦理基础等的不厚重,其理念、目标与价值的定位需要重新审视,机构和组织保障等缺乏规范和完善。为此,要保证刑罚执行社区化的实效,需要协调和整合社区职能和刑罚执行;专门机构职责与社区和谐环境的创建及改造分子与社区成员之间的"融合"等问题。同时,对于少年犯的社区刑罚执行,应突出教育改造的刑罚功能。     

《论犯罪与刑罚》的刑法学研究思维启示

在某种意义或相当程度上,《论犯罪与刑罚》在其是一部刑法社会学著作的同时,又是一部刑法实证学和刑法工程学著作,而社会学思维、实证学思维和工程学思维是该部著作能够留给当下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思维启示。我国当下的刑法学研究虽然知晓社会学方法和实证学方法,但在重视程度和如何运用上仍存在着相当偏差,而工程学方法则可能是无稽之谈,这些便严重制约了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环境刑罚辅助措施研究

环境刑罚是行为人承担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最主要的方式,然而,仅靠环境刑罚显然不能很好地达到制裁环境犯罪、救济环境权益的目的.因此,在判处环境犯罪人刑罚的同时适当考虑刑罚辅助措施,对于环境恢复和权益保障能够起到很好的调剂作用.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又称环境犯罪补充性处罚方法,是指对环境犯罪人所采取的刑罚之外的旨在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环境,救济被犯罪行为减损的自然资源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包括教育性处罚措施、民事性处罚措施和行政性处罚措施三类.     

刑罚轻缓化的文化分析

当代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刑罚作为对犯罪的反应,其不仅因文化而创立,更因文化的发展、变迁和进化而历经嬗变,刑罚轻缓化的直接动因是文化的演进。     

刑罚的负价值

对刑罚的选择,是人类社会理性而又无奈之举。随着社会的发展,刑罚理论也相继出现了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并合主义。20世纪70年代,由于对现实的刑罚哲学和实践的不满,还出现了报应观念的重新复活。激烈而富于理性的争论给我们带来理论繁荣的同时,也从侧面体现了刑罚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刑罚使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普通民众更加冷酷无情;刑罚是用诚实人的钱为犯罪买单;刑罚干涉了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及正常性;刑罚造成情感的创伤。     

刑罚权的流变

刑罚权作为权力的一种，有其内在的运动规律，刑罚权在其运动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失和变异，当这种流失和变异突破了刑罚权本身所拥有的张力时，就会导致刑罚权的崩溃，从而导致刑罚目的不能实现。     

探寻刑罚个别化的正当根据

刑罚个别化通过运用刑罚的方式，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犯罪人预防，是建立在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一客观根据之上的。秩序、人权、公正是刑罚个别化的法哲学根据。刑罚个别化的事实基础即在于意志自由的相对性和犯罪原因的多元性。     

文物犯罪的刑罚适用研究

文物是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文物犯罪采取适当的刑罚手段,对于保护文物、维护国家的文物管理秩序意义重大。目前我国文物犯罪刑罚适用中的主要问题有：文物犯罪中刑罚设置的不平衡,死刑适用不当,罚金刑的作用有限等。     

从功利刑罚观到现代刑罚观——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刑罚观的发展

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下的刑罚观是功利刑罚观,即万能刑罚观、重刑刑罚观、惩罚刑罚观。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没有能力应对的情况下,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必由之路。社会管理创新呼唤树立新的现代刑罚观,现代刑罚观是和谐刑罚观、理性刑罚观、人本刑罚观、公正刑罚观和效益刑罚观的有机统一。     

非刑罚处罚制度的基本问题

非刑罚处罚措施是刑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刑事责任实现的一种方式。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替代形式,非刑罚处罚措施不仅能与刑罚相协调,而且与轻微犯罪行为所要求的轻度刑事责任相匹配,最重要的是它完全符合刑罚配置所要求的经济性。在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充分发挥其严密刑罚体系、恢复被害人法益等方面独特的作用,实现用刑谦抑、宽缓的要求。     

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正在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刑罚目的可作如下划分,即：以刑罚作为刑法的下位概念为基础,在横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主要目的（惩罚犯罪）和次要目的（预防犯罪）两个层次,此为狭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在纵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第一层次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直接目的）,——第二层次保护法益（根本目的）两个存在递进深入关系的层次,此为广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述略

法社会学是法学与社会学交叉学科。法学家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法律现象;社会学家也运用社会学理论来阐述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法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与范围非常广泛。一个世纪以来,法社会学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上一个世纪以来不少法学工作者开始用社会学理论分析、解释法律现象。但是由于中国法社会学的研究起步晚,其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认识上也不完全一致：学者关注理论甚于关注社会现实,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甚至相互脱节。因此,要想与世界法社会学家进行对话,推进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还需要学者们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