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同被告口供问题的二元维度思考

共同被告人之间的口供相互印证,但无其他证据佐证能否定案是司法界的一个难题。本文以现有的法律条文与基本原则为依据,着重论述了仅有共同被告口供不能定罪的合法性,并从共同被告口供问题背后的价值权衡角度论证了其合理性。最后,从我国司法制度的发展论述了此问题可能的解决之道。     

论共同被告口供的性质及其证明力

传统共同被告理论仅以程序法为划分依据,理论上没有揭示共同被告的实质性联系,实践中导致对共同被告口供的不正确适用。本文以实体法为依据,兼顾程序法,认为从证据法讲,可将共同被告分为实质的共同被告和形式的共同被告。实质的共同被告包括同案处理和非同案处理的共犯．牵连犯,他们的供述应作为被告口供处理,当前的司法解释将其作为证人证言是不妥当的。但同时应对不得仅以被告口供定案的原则予以松动,允许一定条件下可根据被告口供对整个案件或部分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形式的共同被告供述作为证人证言处理。     

论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

在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时,把原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是有必要和合理的.但作出这一规定后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常见的有原告在起诉时如何提诉讼请求以及是否可以只起诉其中的一个被告、共同被告如何举证、人民法院如何管辖和判决、复议机关不作为以及作出其他复议决定时能否当共同被告.在复议法修改和作出新的行诉法司法解释时应该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复议机关作行政诉讼共同被告——现状反思与前景分析

新《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2款确立了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制度。然而,从实施现状看,由于该制度在共同被告间举证责任之分配、原告不服一并裁判时被上诉人之确定方面尚缺乏完善的操作规则,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故对操作规则的完善刻不容缓。完善操作规则乃是回应当下的司法实践所需,这无可厚非且实属必要。但从长远来看,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制度因背离处分权主义的诉讼法理与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法原则,并可能助长复议机关不作为或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投机倾向,故其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应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进路--从诉讼标的理论出发

长期以来,行政诉讼理论多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诉讼标的,但“行政行为标的论”有着明显的理论缺陷,无法涵盖不同诉讼类型,《行政诉讼法》修订后也无法解释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这一特殊情形。从“二分肢说”出发,复议机关共同被告案件中诉讼标的具有单一性,即当事人认为原行政行为与复议维持决定所形成的共同法律效果违法并侵害其权益,而向法院提出权利救济的主张和相应的事实理由。就诉讼结构而言,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不属于诉的客观合并,而是必要共同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于复议决定实质性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具有治愈性,法院对实体合法性审查的侧重点在于复议决定改变的法律前提与原行政行为的法律结果能否构成一个具备整体合法性的逻辑闭环。在复议决定确认原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案件中,以复议机关与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为共同被告似乎更为符合行政诉讼制度修订后的本意。     

以销售者为共同被告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如何确定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专利、商标和著作权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起诉他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的,如果同时起诉制造商和销售者,在符合级别管辖及最高法院指定集中管辖的前提下,制造商和销售者的住所地及其行为地法院均有管辖权.如果仅对其中某一被告提起的诉讼,该被告的住所地或其行为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被告的范围

对于股东派生诉讼被告、尤其是我国公司法中的“他人”的范围,并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该制度的衡平法性质、经营监督功能以及诉讼成本和司法的局限性等确定该种诉讼被告范围的基本参数,决定了应按照功能等值的思路确定“他人”的范围,将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限定在公司经营层无意或无力起诉的人范围之内。     

论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构建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证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长这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具有建立传闻证据规则的可行性,但同时对传闻证据规则功能的发挥又缺少保障性条件,需要借鉴国外的法治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来构建传闻证据规则.     

论共同侵权纠纷诉讼中的适格当事人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以诉讼标的是否共同为标准将共同诉讼分为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民事诉讼法关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在具体案件中的应用和做法出现混乱。主要表现在很多法院滥用追加当事人的权力,不适当地扩大或缩小适格当事人主体的范围。这种弊端在共同侵权纠纷诉讼中尤为突出。笔者认为,出现上述弊端的根源在于,民事诉讼的立法和理论未能对必要共同诉讼中适格当事人的判断提出具体的原则和标准。     

连带责任共同诉讼模式之再思考

连带责任涉及到多个债务人在法律上的责任问题,在诉讼程序上必然会面时如何选择共同诉讼理论问题.本文从共同诉讼的分类着手分析了共同诉讼的性质、分类以及对以前普通共同诉讼模式的反思.并对完善我国连带责任诉讼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程度考虑.     

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诉讼权利义务及其法律责任探析

第三人是行政诉讼制度中一个颇具争议且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对第三人的种类进行科学的划分,进而确定他们各自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是摆在行政法学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通过把行政诉讼第三人与原告、被告的权利义务进行比较,以行政诉讼第三人有无行使或参与行使行政权为标准,把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类似原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和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了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及其法律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之反思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这一规则给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带来了不利影响。以行使权力时的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为标准,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则非行政主体等都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做出反思。     

行政复议机关作被告地位之重置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是争论已久而且仍在继续争论的行政诉讼难点和热点问题之一。行政诉讼中复议机关被告的确定更是争议的焦点。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加强复议机关独立性建设作为改革之路。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优化

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正义性是司法审查正当性的前提,也是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之“桥梁”。同时,行政诉讼的特点决定了被告举证规则是行政诉讼制度的中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被告的举证规则,但缺乏进一步保证被告举证责任充分实现的具体规则。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优化应当从被告提供“全部证据”之判断规则、被告在决定期限内举证之证明规则、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以及复议程序中不提交证据行为之认定规则等方面进行。     

连带债务共同诉讼关系之探讨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将连带债务共同诉讼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之一,要求连带债务人必须共同进行诉讼。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应将必要共同诉讼划分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并将连带债务共同诉讼理所当然地归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范畴。从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的联结点上来考察,连带债务共同诉讼应属普通共同诉讼,而非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论卧底警探程序法上之地位

在刑事程序法上 ,卧底警探身兼侦查官、证人、取证人等多重角色。卧底警探与诱饵侦查员、普通卧底、“线民”等概念有着一定的界限 ,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是侦查程序法治化的要求。卧底警探在卧底侦查中所获得的各种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 ,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司法审查。如果卧底警探作证 ,应当使其到庭接受质证询问 ;在其不到庭 (仅以警讯笔录作证 )的情形下 ,应当明确传闻证据例外的范围与条件。     

行政许可案，被告包括“上级机关”

201O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规定，行政许可依法须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当事人对批准或不批准不服提起诉讼的，以上级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行政许可须经下级行政机关或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初步审查并上报，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以下级行政机关或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为被告。     

论行政证据规则与诉讼证据规则多样化联系——兼论行政证据立法之必要性

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规则及其立法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症结在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行政证据规则和诉讼证据规则的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寻求两者之间科学合理的划分标准,发现其中的多样化联系,以及建构完善的行政证据规则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