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约法三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不久前就省委领导活动的报道问题“约法三章”,他说:“一是省委领导的讲话,从我开始,在报道中不要说‘重要讲话’,把‘重要’两个字去掉,讲话那么多,哪有那么多‘重要’啊！二是涉及到我的稿子,你们可以删,觉得不合适的尽管改,不用告诉我,发多发少你们定。三是稿件中对领导赞扬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写,什么‘轻车简从’、‘冒着寒风’等都要删去,本来就该这样嘛。我们的报纸一定要体现党的优良作风,一定要反映民意。”（摘自《光明日报》）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约法三章”     

张志毅的“生意经”

“作为酒店经理,就要讲‘生意经’。不过,我是社会主义酒店的经理,不能念50年前‘新亚’老板的‘生意经’,我们的‘生意经’不能离开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这是上海新亚大酒店经理张志毅在1984年11月酒店实行经理负责制和全浮动折账工资制时,对全店职工说的一番话。 张志毅今年刚跨入50岁,他15岁时进一家糖果店“学生意”,30多年来一直在商业部门工作。1980年,他担任华山饭店经理。一年半后,经营状况平平     

改陆机《文赋》句

有位朋友寄来一张卡片,要我在上面写陆机《文赋》中的两句:‘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两句话,六臣注;‘朝华已披,谓古人已用之意,谢而去之。夕秀未振,谓古人未达之旨,开而用之。’这个意思是好的。我写时,把原     

求真

‘博’、‘专’、‘细’二字,为王国维氏治学之道。然‘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王氏为求真,颇注重‘集众思’。当他撰写《宋元戏曲考》时,据徐森玉先生回忆,‘我们聊天时,他总把话头引到这部书上来,听取我的意见。这时,另有一位朋友来看他、他还是用此法谈话,有时提出问题和我们研究,如有相反的意见,展开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他都记在笔记里’。     

逝者如斯夫

记得幼小的时候,父亲常把我举过头顶,教我认堂中神主牌位上的一行大字,曰:“天、地、君、亲、师”,那字是烫了金的,辉煌得很,一遍复一遍,我跟着念,幼小的一颗心,却并不知道那些字的含义。 后来,我到了入学的年龄,父亲领着我去认老师,并悄声告诉我:“老师的‘师’宇,就是堂中神主牌上的那个‘师’,是教学生识字、做人的。”偷眼看了看那位被称为老师的人,心里就一愣:老师原来这么年轻啊!那时,我虽然不知有地老天荒这样的成语,却是懂得天地应该是很古很古的,那么,这     

漂流瓶里的世相

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有一个轮船失事后生还的人。他在岛上捡到一个玻璃瓶子,大喜过望,写下求救信:"谁来救我?我在荒岛。"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玻璃瓶漂了回来。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英国人写的新纸条:"请注明孤岛坐标,或临近建筑标志,以便进行营救。我们会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他很失望,只好又写了一张纸条,     

是谁手软——《如是我说》之二十七

我一生从文,文章越写越短,想写得长一点也写不出来;而且又有很多作茧自缚的“怪癖”,以短克长。例如,我使用的稿纸,过去是500字一页,现在是用来写小说的400字一页,写随笔的300字一页。副刊向我约写随笔,限定3000字以内,我最多写到300×6,1800字左右。杂志约我写这类文字,要求5000字,我顶多给他写十张(300×10)。     

名利观与名利关

有一位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名利观”，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才能过好“名利关”。这句话令人们警醒。 1955年全军授衔时，许光达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求由大将降为上将。毛主席赞扬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钱学森对有人写信称他是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深感不安，他回信说，“这么称呼是不科学的，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他个人仅是沧海一粟”。晚年，钱学森又把两笔科研奖金全部捐给国家。钱老说：“我姓钱，但不爱钱。”     

把“同志”请回来

近日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人指名找一位领导，谁知该领导部下只知道上司为“X长”，不知其名，一口回绝没有此人。事后，该领导颇为感慨：丢掉的不止是个名字和称谓，而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啊！为此，他大声呼吁：把“同志”请回来！我很赞赏这位领导的话，其实，从党诞生那天起，就把“同志”二字作为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纽带固定下来。战争年代，“同志”把我们凝聚起来战胜困难；和平年代，“同志”又成了密切党群关系的纽带，一声“同志”，就把人的感情拉近了，把人的关系纯洁了。在‘’同志”的称谓下，人变得真诚而友爱，善良而亲切…     

永葆青春

一位青年要我写一张条幅,指定了要写“永葆青春”四字。我写了,但在落款处的前面加上三个字:“不容易”。寄给他后他是否高兴,不得而知,但我说的是实话。人在各个年龄段的思想、情操、处世态度都会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上了年纪,世故经得多了,会消磨掉年轻时的锐气。曹操诗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有千里之志,但不事腾驱,仍只伏枥,     

“我周恩来凭什么神采奕奕”

1961年，周总理出访归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第二天，周总理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他回京的消息上有“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时，不由得紧皱眉头。指着报纸对值班秘书说：“你打个电话，问一下这条新闻是谁写的，叫他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那位记者很快赶到西花厅。周总理放下手中工作，又拿起那张报纸说：“我们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那位记者知道错了，只好向总理检讨。同时也汇报说，他当时写这则新闻时只考虑了国际方面的情况，没有考虑国内方面的因素，因此出了差错。周恩来略一…     

想起吴仪的“裸退”

“我在明年‘两会’后会完全退休，我这个退休叫‘裸退’，在我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态，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群众性团体，都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谨防“求真务实”成标签

“我们非常担心求真务实又被一些官员当成可以到处贴的‘标签’、啥都能装的‘箩筐’,在喊得山响的口号声中,使具有深刻意义和丰富内涵的求真务实表面化、口头化、庸俗化。”安徽省委党校一位教授的意见是广大党员干部共同忧心的问题。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个别地方已出现以形式主义落实求真务实的苗头。福建省漳州市委一位部门负责人说,现在求真务实几乎成了一些领导的“口头禅”,开会时一张口就     

正确理解排除“左”右两种干扰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时，告诫全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各种干扰，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是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提出的观点。1987年，他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一次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正确理解这段话的含义，对于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顺利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我们缺点儿什么

题目是由一件小事引发的。前不久,女儿英语口试,为此,她和一位同学做了精心的准备:编了很长一段对话,尽可能把学过的句型和单词编进去,并反复演练了许多遍。考试的结果,老师给了个“Very Good”,满分。但女儿回到家来,却耷拉着脑袋,一脸不高兴。我问为什么,她说,老师打分太宽,许多忘词的、发音不准的、语法不地道的同学也得了满分。“这么容易就得满分,以后我也不那么‘犯傻’了……”     

买猴儿与霓虹灯

文字笑话也会因书写者及其工具、字体和方法而显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甲骨文、小篆扣隶书姑置不论,这里先从草书说起。有个县官写字潦草——即不讲结构规范的瞎草。这一天,官老爷要请客。写了一张叫差役今天去买猪舌的字条。谁知县太爷把这个“舌”字写得太长,分得走开,差役一看“买猪千口”。急急忙忙跑遍城郊各乡,好歹总算买到五百口。他一想今儿完不成任务,便向老爷求情,先交这五百口。县官一听大怒道:“我叫你买猪舌,谁叫你买猪啦?”差役拿出字条应声道:“老爷的草字难认啊!下回倘若妥买肉,您老千万写得短点,妥不我还以为您是要买‘内人’呢。”     

笑话的思索

前不久和朋友聊天,听到两则趣闻。其一是某厂有位业余作者第一次发表小说,一位副书记看到后对宣传科长说:“这个人文章写得不错,就是不大老实。为什么要注明‘处女作’,是不是想打妇女的招牌好发表些?要加强教育。”其二是某化工厂一位技术员在笔记本里抄录了居里夫人一段名言,厂长发现后找他谈话:“好啊!你把情书抄到笔记本里,说说,到底是张居里还是李居里?要知道,你是有妇之夫啊!”     

思想漫谈

日前,从一张并不出名的报纸上读到一位并不出名的党员的事迹报道。说报纸并不出名,因为它只是一张地方行业周报;说党员并不出名,不是指他只是个副处级干部,而是他的事迹是在例行的离任审计时才被发现总结出来的。之所以对他发生兴趣,是他的“不好意思”感动了我。 时下,不少干部为了升职晋级,都想方设法找个什么学校一读,以求镀镀金拿个文凭。这机会也让这位名叫李允启的干部碰上了。可当领导把学习的指标给     

走必由之路

前不久,某厂长在职工大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在改革之年,我们一定要砸碎‘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然后……”他的演说未完,下面已一片哗然:“哎,怎么把砸‘铁交椅’排在后面啦?”更有性急的小伙子站起来打断厂长的演说:“厂长,你们领导的铁交椅谁来砸?”厂长听而不闻,急急忙忙出了讨论题目,接着宣布散会。会后有人发出恨声:“我看谁敢砸我的‘碗’! 且不说厂长与工人互砸会出现何种局面,只这山雨欲来风满     

李荣琦的“反弹琵琶”

李荣琦,铁道部沈阳机车车辆工厂党委书记、厂长。他相貌堂堂,出语惊人:“我干书记10年,干厂长2年,我体会,政工抓一个‘人’字,行政抓一个‘数’字。‘人’就是人的思想,‘数’就是管理上的数字。”在一个将近两万人的大企业,作为第一把手,思想工作和行政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荣琦竟用两个字轻松道来。然而李荣琦的“人”和“数”并不是各自为战的,在书记、厂长一肩挑这两年,他在抓“数”时,注意从抓“人”入手,在抓“人”时,又借用“数”的力量,使车辆厂的宣传思想工作真正成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部分,也使行政措施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坚强后盾。这就是李荣琦的“反弹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