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咨询“黑嘴”与金融犯罪——证监会整肃咨询“黑嘴”

我国证券投资咨询业是与证券市场相伴而生的,并随着证券市场发展而不断成长壮大。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从业人员良莠不齐,一些股评人、咨询师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缺乏诚信,甚至坑蒙拐骗直至集资诈骗,使这个与中国百姓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备受诟病。     

“诉讼诈骗”的行为性质

论证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并不需以三角诈骗为桥梁。应予以判定的核心问题为处分权人处分财产是否基于错误认识。法院享有宪法授予之审判权,具有处分当事人财产的权限;法院以判决方式处分当事人财产,可能的当事人财物交付仅影响诈骗罪之既遂;法院所负有的证据审查职责和裁判所依的自由心证主义,使法院可能基于错误认识作出判决。诉讼诈骗侵犯他人财产权利已具备成立诈骗罪之客体要件。     

美国统一商法典中的“证券权益”探析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爆发纸面作业危机，以证券为核心的证券直接持有体系在浩如烟海的证券大规模转移与换发过程中不堪重负，无力支撑证券交易系统的正常运作，所以实践中出现“街名”登记的做法，这就是证券间接持有模式的雏形。美国统一商法典为规范实践中普遍采行的证券间接持有模式，以“证券权益”为核心构建出一套完整的证券间接持有规则体系。本文即以“证券权益”为切入点，通过探讨“证券权益”的性质、取得与行使方式、以及变动规则，还原美国间接持有规则体系。     

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诈骗犯罪探讨

“银行承兑汇票”是国家法定的金融票据之一,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弱点。本文在阐述“银行承兑汇票”特点,分析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诈骗犯罪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预防和杜绝此类犯罪的四项基本手段。     

政府主导模式与证券公开规制的失效

中国证券公开规制的体制基础,即“政府主导模式”创造了激发“造假”(即虚假信息披露)行为的制度条件,公开规制法律的失效难以避免。中国当前体制弊端的实质是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定位,与公开规制的制度理念发生直接冲突。因此,证券市场的制度建构乃至其他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绝非单纯的移植先进法律规范和执行法律的问题。仅就公开规制而言,法律规范及其预设目标的实现,除了立法和执法的自身建设之外,还必须根据制度内蕴的价值和理念要求,创造法律适用的制度环境,尤其包括政府行为方式与公众的社会观念的转变。     

“民间股神”的诈骗K线图

当韩劲松被誉为＂民间股神＂,被许多拥趸者包围视若财神时,他的名字叫简凡。     

我国证券赔偿群体性诉讼模式的重构

近年来，证券欺诈事件频发，一方面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侵害了证券投资者的利益。由于证券法上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往往具有“小额多数”的特征（即当事人至少一方人数众多且单个当事人受损数额较小），加上我国现行的证券赔偿诉讼模式固有的缺陷，导致实践中证券赔偿的诉讼救济难以适应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对我国证券赔偿群体性诉讼模式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各种群体性诉讼模式，对我国证券赔偿群体性诉讼模式进行重构。     

“分红式”网络投资诈骗的特点及对策——以郑州市“BEC”网络分红诈骗为例

随着全球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成为我国民间一种重要的投资手段。但是由于大部分网民投资理财专业知识匮乏,加之互联网的虚拟性、隐蔽性、强渗透性及广泛性,互联网成为犯罪分子重要的犯罪手段。网络集资诈骗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犯罪形式,对公民的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亟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证券才子”的死亡之路

2009年12月8日，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对杨彦明所做出的死刑核定，北京市一中院对杨彦明执行了死刑。在刑场上，身着灰色上衣、蓝色裤子，赤脚穿着一双布鞋的杨彦明，始终面带微笑，表情平静。     

“诈骗女郎”成了我的新娘

我们家乡有一位小名叫＂勇子＂的男人,前年＂嫁＂到云南去了。当我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感觉此事极富传奇色彩,于是就用第一人称将这个故事重现出来。     

论“破财消灾”式诈骗犯罪的特点及预防措施

破财消灾式的低水平诈骗是近些年来诈骗犯罪的新兴形式。这种犯罪主要针对中老年人,不仅对公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更因其较大的涉案金额给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的伤害。本文旨在分析此种诈骗形式的特点、成因,进而总结预防措施。     

“彩迷”警察的千万诈骗路

2010年1月，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原副大队长徐建中贪污、诈骗、贷款诈骗1200万元一案，经临沂市河东区法院依法审理，判处徐建中有期徒刑二十年，罚金60万元。现徐建中已发送执行至临沂市监狱。     

“套路贷”诈骗犯罪的认定

【裁判要旨】认定“套路贷”作骗犯罪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按照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认定:从套路的认定与借款人明知问题、借款人对单个步骤明知与对整个套路步骤明知的关系、空刷资金流水与借款人明知的关系、放贷人告知借贷相关问题的时间与借款人明知的关系等方面判断被告人是否虚构事实;从是否故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或者以其他手段恶意垒高债务、攫取的不法利益是利息还是借款人其他财产等判断借款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借款人进入“套路”借款,实际上已经将其财产处分权基于放贷人的“套路”主动交给了放贷人,即可认定借款人主动交付了财产。     

诈骗工作室组织者“带学员”行为的认定

[案情]被告人吴某在某地组建网络诈骗工作室,招募、组织人员通过木马病毒盗取会计人员QQ号后,冒充相关企业负责人以支付货款等名义安排会计向指定收款账户转账实施诈骗。期间,被告人吴某还通过安排专人教学、讲解诈骗方法等方式教导其招募的新人。     

电信诈骗“外围”帮助行为的刑法定性

司法实践中,对于电信诈骗“外围”帮助行为的定性,存在诈骗罪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三种情形。以既遂时点为区分,诈骗罪共犯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帮助行为须促进犯罪活动的实施,因而实施于诈骗罪既遂前。诈骗罪帮助犯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为物理帮助,还包括因“事前通谋”而形成的心理帮助。行为人未“事前通谋”而仅有转移赃款的故意,他人利用其收取赃款的,属于实行过限,仅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关键区分在于帮助行为的发生时点而非上游犯罪是否查证属实,应当激活这一兜底罪名,同时把握其对行为的独立性和危害性要求。诈骗罪帮助犯的成立不要求形成诈骗合意,双向默契或单方明知亦可纳入共犯评价范围。以“明知”为核心界定主观内容对于区分个罪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应当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严格运用“推定”原则。     

论“解严”初期的台湾电影

解严初期是台湾电影的转型期,也是台湾电影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期。一些影片以民间的立场和在野的视角,修复或改写了曾被执政当局阉割或扭曲的本土历史。另一些影片则表现了无父的青少年及其迷惘的生活,呈现了混乱杂沓的现实景观,折射了当时台湾民众纷乱的心态。这一时期,台湾电影中的大陆形象已基本上从负面转为中性乃至正面形象,而两岸合拍片虽一波三折,但为两岸电影业输入了新鲜血液,并拓展了市场。     

“黑吃黑”交织诈骗行为及主从犯的认定

在电信诈骗类型案件中,赃款转移人是构成诈骗罪共犯,还是单独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核心在于上述人员在帮助取款、转移赃款时是否与诈骗分子事前存在通谋。事前通谋的认定,在于帮助赃款转移人与上游诈骗分子通谋的时间节点是在诈骗既遂前参与通谋才有成立诈骗共犯的余地。至于行为人帮助取款主观上系为了赚取费用还是其他动机,均不影响事前与诈骗分子通谋,按诈骗罪共犯的认定。在赃款转移人存在“黑吃黑”情形中,如果事前通谋系虚构事实,应独立对赃款转移人以诈骗罪认定,此时不属于从犯。     

诈骗犯罪中“冒用他人名义”行为的民法效力依据

南京李某“冒用他人名义”购买飞机延误险案的争论本质,是诈骗犯罪中“虚构事实”客观构成要件的“冒用他人名义”行为的界定问题。根据民法规则,“冒用他人名义”所表现的名义主体与实际行为主体的形式不符,并非当然地具有民事违法性,其民事法律效力应根据实质的二阶层路径进行评价。基于统一法秩序要求,刑法中的“冒用他人名义”认定应在民法二阶层评价基础上展开。具体而言,在主体资格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冒用他人名义”行为在具有民事违法性的基础上可能构成诈骗犯罪中的“虚构事实”;在主体资格开放性的法律关系中,单纯的“冒用他人名义”行为因不属于民事欺诈,而不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中的“虚构事实”。     

短信诈骗：“拇指经济”潮泛起的浊流

“招行免费信息：xxx于2009年3月26日11时给您尾号为9XXX的银行卡里打进11496元，请检查有没有收到。”这是南京一家报社记者从招商银行“1065795555”短信平台上收到的一条信息。凭着职业警觉，就知道这是一个诈骗陷阱。只是不明白：怎么还“送”钱给我，而且还是显示的招行号码？     

台湾合作店模式营业税争议案的法学审思

近年来,我国台湾与大陆的零售业发展非常迅速,形成了多种零售业态和多种经营模式并存的繁荣发展态势。为了适应激烈的竞争,零售商与供应商不断进行营销模式的创新,并由此带来了税务征缴方面的法律问题。台湾合作店模式营业税争议案给了我们很大启示。在处理这些税务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应该认真分析零售业的组织形式、经营模式,准确判断零售商、供应商等相关主体之间的营销合作关系,正确定位这些主体在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以正确的征缴税款,促进我国零售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