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法律法规之完善

近几十年来公司治理如同一股风潮,而藉由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来建立一个能够兼顾公司内外之完善的治理环境,方才真正是公司治理能否成功之基础。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由于全球化和资讯时代的冲击,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范式逐渐取代了政府—市场的二元社会结构范式,从而改变了政府治理的规模和传统边界。针对这种大变革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认识和改革传统体制的政府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三元社会结构共同治理模式的互补优势,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演进发展中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即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政府善治与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第三部门应运而生，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缺陷的根源及其出路

公司治理研究是当前资本市场微观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我国证券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及国际比较,指出导致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缺陷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错误定位、“双重身份”下的过度干预及资本市场的行政化等,揭示出我国证券公司的治理问题形式上是微观的,而在本质上却是宏观的这一根本特征,从而澄清了长期困扰证券公司治理实践的理论误区,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的根本措施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与企业、市场的边界,适度分散证券公司股权等。     

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下的公民本体社会的构建研究

20世纪后期,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加速的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俞可平、张康之教授引进与宣扬治理善治理念、合作治理模式,以＂公民本体＂为基础的治理与合作治理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备受关注的社会治理模式。     

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缺陷的根源及其出路

导致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缺陷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错误定位、"双重身份"下的过度干预及资本市场的行政化等.我国证券公司的治理问题形式上是微观的,而在本质上却是宏观的.完善公司治理的根本措施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与企业、市场的边界,适度分散证券公司股权等.     

论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

公司作为市场运行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核心载体.因此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仅是公司增强竞争力的制度保障,而且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证券市场良好的运行的基础,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的一些建议.     

论第三部门兴起下的公共政策

第三部门的兴起带来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变革。它使公共政策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新的调节工具,并使公 共政策具有了新地位和新作用。第三部门的兴起展示了社会治理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创新要求。     

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文从融资和并购两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将会给我国公司治理带来积极的影响,包括:股权的多元化,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和监管制度的完善。     

治理理论与中国行政改革

二十世纪末逐渐出现的治理理论,被认为是代替传统的政府统治理论和市场模式理论的新理念,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治理理论已成为政府改革的一个全球性话题。在治理理论精神指导下进行中国行政改革,必将使中国的行政改革焕然一新,并成为对世界范围内治道变革的有力呼应。     

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

审判中心主义是法治国家公认的一条基本刑事司法原则,它是民主社会公正彻底地解决政府与个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客观需要,对于两大法系的侦查、起诉、法庭审理和上诉程序以及刑事证据法则都有重要的影响。我国诉讼法理论通说承认这一原则,但在现实司法中审判尚未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应当采取有力措施逐步由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     

公司法的合同路径与公司法规则的正当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是一组合约的联结,多方博弈的结果将创造出内生性合理秩序,不应强行加入外生性制度安排。然而,与普通合约迥然相异的是,公司合同是长期合同和关系合同,存在着诸多漏洞,仅靠合同法并不足以保障各方预期。作为公司合同的模本机制和漏洞补充机制,公司法补充而不是代替了公司参与方的合约安排。因而,立法者只有按照合同的规则和市场的路径来进行公司立法,公司法规则才能获得正当性。     

从信用基础看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信用基础的集中体现。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趋势是放松资本管制,便利公司筹资。尽管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历史演进顺应了这一国际趋势,但法定资本制仍然阻碍了公司运行效率的提高。借鉴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基于股份有限公司资合性和有限责任与人和性的公司信用基础差异,变革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路径是:前者实施折衷资本制,后者实施法定资本制。     

经济转轨 政府定位与“新的法律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经济那种优越的信息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使得经济系统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发起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能否实现从过去的无限、低效政府向有限、高效政府转变是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好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最终确立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增强自身改革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进“新的法律秩序”的形成。     

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机制中存在数额失控、市场竞争不能有效约束、董事会不能合理决定、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不挂钩等突出问题,由此引发了民众不满、学者批评和政府行动。因此,市场机制、公司自治和行政干预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存在的不足。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兼具公共性与私有性,应合理划分公权干预与公司自治空间,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高管薪酬长期激励机制,完善相关披露制度,相机选择法律控制模式。     

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

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 ,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即将加入WTO之际 ,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嬗变逻辑与进化路径

我国《公司法》尚未认可公司市场退出的多项改革,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对瑕疵经营公司缺乏包容度,仅设置了局限于法庭外退出机制的单一性规定,需要进行体系性再造。公司市场退出的丰富实践与我国《公司法》的有限规定形成对比,强化公司市场退出立法,整合与更新既有法律制度安排,能够维系债权人利益的整体保护水平。重申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私法底色,明确公司登记是对商事主体资格确认的本意,是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改革的关键。登记机关应尊重清算时公司剩余财产分配的自治权,由“前端严审”转向“后端惩治”,以信用机制约束滞留市场的公司,发挥商事资质确认的功能。我国《公司法》应当成为法庭外与法庭内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母法”。简易注销制度应扩大调整对象,强制退出制度不应成为依职权注销制度,可在适用前提、期间和结果方面完善休眠制度。     

我国转型社会中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研究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应该坚持合法性、公平性、公开性、民主性、连续性、适应性原则,我国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改革应该立足我国国情和现有阶段,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服务与管制的关系。同时,司法应该对服务型政府法治化作出积极回应。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改革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改革目标必然是服务型政府。成熟市场经济所体现出的政府理念、政府管理体制、政府管 理方式和方法都将必然逐步地在中国得到落实。要在社会本位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配置政府职能,使其从根本上转到为社会服务上 来。     

医疗改革中行政指导相关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医疗卫生环境的不断变化,行政指导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关于市场功能、政府角色和行政模式的政策选择不断演进的结果,＂具有柔和、民主的色彩,既体现了行政行为的目的性,又兼顾了市场经济的自由性,已成为政府主导医疗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我国行政指导法律机制不健全以及现实中政府责任意识淡薄,使得行政指导影响了医疗改革的效果及目标的实现。对此,本文认为,行政指导法治化是促进医疗改革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