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清代国家法律规定,当事人呈交的状纸须由通过考试获得资格的官代书抄写及核查,并盖上衙门颁发的戳记。官代书有义务检查当事人控诉是否真实,据之书写状纸并以此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代书制度的设置,弥补了诉讼制度的不足,但主要目的在于去除讼师行业、协助衙门限制过多的诉讼、提高衙门的审判效率。官代书虽有为私人服务的现代律师色彩,但工作性质更像是庭前立案审查机制,成为协助公权力运作的工具。因此,在清末,官代书制度演化为审判机构的部分职责,而非成为向近代律师制度转化的本土资源,从而走向了终结。     

试论清末地方司法改革中的中央馆部与地方督抚之争

自清末修律开始,中国司法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是历史性的,意味着以司法独立为取向的新体制取代传统的全能型"衙门",其核心内容就是将原属行政机关的审判权剥离出来.围绕司法权的这种转移,在中央引发了法部与大理院的争执即"部院之争";在地方,各省督抚也不甘于原先拥有的司法权被剥夺,对中央所拟地方司法改革方案进行了抵制和抗争.     

清水衙门的随想

清水衙门就是没有油水的衙门,也 就是既不能决定人之升迁罢黜,也不能 决定物之流通钱之分配项目之审批功罪 之裁决的衙门。 一般来说,懂行的人不用外人介绍, 只要到办公大楼里看一看各个衙门上悬 着的牌子,就能知道哪是油水衙门,哪是 清水衙门。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凡是日 日月月始终门前冷落鞍马稀的衙门一准 是清水衙门。也可以观察每个衙门前的 地面。凡是门前的水磨石地面油光锃亮 的,基本可以断定该部门属于油水衙门。 反之,就是清水衙门。     

从豪华衙门看"政风三弊"

豪华衙门正在得到处理。现在特别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豪华衙门能够泛滥成灾?具体地说,比如为什么豪华衙门之风能够盛行无忌?     

真实的古代官场图景 读《衙门口:为官中国千年史》有感

《衙门口:为官中国千年史》虽然描绘的是一幅古代官场的真实图景,但是对今天的社会治理具有很大的启示。《衙门口:为官中国千年史》作者:张程译者:王宇田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无数年轻人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发奋读书,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由于"官本位"思想的负面影响,很多人的个性、才华和豪情,被圆滑、平庸、腐败所摧毁。青年学者张程在《衙门口:为官中国千年史》一书中,通过衙门口看官场百态,同时也道出了世态炎凉。     

万事胚胎于州县乎:《南部档案》所见清代县丞、巡检司法

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州县官作为正印官是国家行使司法裁决权的终点。但是,通过对《南部档案》的研究则证明县级以下的行政官员,如县丞、巡检等在其管辖区也具有司法裁断权。万事胚胎并非仅始于州县衙门,而是始于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官署。     

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

在清代息讼传统下,许多官员认为,讼师的活动导致词讼大增,由此而来的大量积案令衙门承受了巨大压力,讼师的非法行为还会破坏族众与邻里间的关系,侵夺当事人的财产。因此,讼师受到各级衙门的严厉规制。清代的词讼数量大增客观上虽与讼师参与诉讼活动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好讼地区经济生活复杂化与人口压力的增加。另外,大部分当事人未受过基本文化教育、不谙律例,而衙门又未能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也客观上增加了社会对讼师的需求。官方对讼师的规制促使讼师参与诉讼的行为向非法化转变,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讼师的官方规制并未完全收到实效。     

检察机关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和诉讼地位

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河南南阳知府衙门,是目前全国惟一保存完整、规制完备的府级官署衙门,它既是北京故宫的缩影,又是南阳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如同很多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南阳知府衙门在面对商业开发的冲击时,陷入了尴尬和无奈――照壁被毁、控制区被占、保护范围被蚕食。随后一个被称为南阳市"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的南阳鸿德购物公园随后就在这     

浅谈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本文从研究清末修律出发,分析了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并全面阐述清末修律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积极影响。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它对中国法治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清末修律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本文在最后分析了清末修律的历史缺陷,即它在立法理念上并没有真正完成法治主义的思想转变,立法内容上明显的不彻底性。     

陈志军做一名让百姓认可的法官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是古时民间曾流传的俗语,体现了老百姓对旧“衙门”的刻板印象。1991年,23岁的陈志军进入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工作。从那时起,他便在心中立下了信条--要做一名让百姓认可的法官。如今,他已在顺昌法院工作了30个年头,其中有10年是在大干人民法庭度过的。     

异哉!如此司法民主论 与何兵先生商榷

《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刊登何兵先生《人民群众进法院》一文,讨论了司法民主的问题。确实,司法民主问题是我国司法改革中要注意的,但是鄙人以为何兵先生对于司法民主化部分观点有失偏颇,在此提出商榷。一、法官职业化和司法腐败没有必然联系何先生在文中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是法官职业化是造成法官官僚化和司法腐败的直接原因。然而本人窃以为何先生文中关于清末法官职业化和司法腐败问题关系的论证逻辑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何先生在文中首先指出:“据程燎原的研究,至1911年,在各省各级审判厅中,有大量的留学法政科毕业生和国内法政科毕业生,充当推事和检察官,有些还担任了厅丞、庭长、检察长之职,法政人主控了中央和地方审判衙门。”紧接着何先生又引用《申报》对于山西高等审判庭厅丞谢武恒违法用人,以臻滥竽充数的报道,以及其他清末司法腐败的记载。由此,何先生得出的结论是“腐败的职业法官与腐败的政府官员被人民革命的潮流所淹没。”     

晚清最高司法审判权的形塑——以晚清大理院审判权限的厘定为中心

晚清大理院是晚清预备立宪背景下设立的职掌最高审判的近代意义上的最高法院。其收集分散于大理寺、法部、都察院、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宗人府等中央行政衙门中的审判权力,厘定与各行政衙门的权力界限,形塑国家最高司法审判权,使司法审判权逐渐从传统行政权力的母体中脱离出来,塑造了近代最高司法审判权的基本形态,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独立品格,为近代司法独立奠定了权力基础。     

论清末商法的实施及其效果

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商法制度。制定私法性质的商法是晚清修律的重要任务之一。清末商法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事立法,在近代法制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清末商法的实施机构、清政府对商法的贯彻施行、民间对商法的遵守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研究。清末商法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社会经济的发展。     

北宋衙门种莱忙

北宋时衙门种菜的规模可以说要多大有多大。英宗皇帝甚至为这事儿大发雷霆。本来么，衙门是什么地方？是国家权威的代表，神圣不可侵犯，怎么能自轻自贱地混迹于农田!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县审民事诉讼大样侧重于户婚案件的考察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中国传统司法中州县官判案依据有持续的论争,而背后的问题意识却值得反思。从档案出发可以看出清代州县官审理民事案件有其基本的思路,主要表现在:凡民间调解系统或两造言明已经将纠纷调明,衙门一般不再干预与追究;在诉讼过程中,只要民间组织申请销案,一般皆准;将一些诉讼判归家族或乡保调解;往往会忽略两造所述情节,也不一定核实案情;摆明事理,平衡双方利益,试图达到两造"双赢"的结局;对明显危及社会秩序的"刁讼"、"缠讼"行为,衙门予以责处;尊重地方风俗习惯;对部分案件也会参引法律,甚至会直接引用律例。县审民事诉讼的这些思路也多与传统法律文化精神相吻合。之所以如此,实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然。如果认为衙门主要是依法断案,还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论证。     

北宋衙门种菜忙

北宋时衙门种菜的规模可以说要多大有多大。英宗皇帝甚至为这事儿大发雷霆。本来么,衙门是什么地方?是国家权威的代表,神圣不可侵犯,怎么能自轻自贱地混迹于农田!英宗皇帝明确要求:"今后诸处官员廨宇不得种植蔬菜出卖。"随后,英宗皇帝又搞了个政策缓冲,在严令上留了一个后     

刍议清末的司法机构改革

以司法独立为目标的清末司法改革,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型司法机构,为清末司法转型奠定了基础。本文试阐述清末司法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论述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转型,展示其对清末法制变革的影响,并探讨其对当今法制建设的有益经验。     

清代州县衙门研究综述

州县衙门为清代地方最低一级的行政组织，但州县直接担负着所辖地区的赋税征收、词讼受理和治安维系等一系列职能，因此其地位十分重要。清代名幕汪辉祖谓：“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州县衙门的内部组织及实际运行实为明清帝国的一个缩影。自20世纪初以来，研究清代州县衙门的著述已有不少，本文试作一简要概述。     

微服断案

清朝人刘世馨撰写的《粤屑》，记载了一件明代在广东新兴县发牛的奇案。新来的李知县出城，看见一个坟堆前有一个盛装女子在哭丧。再定睛细看，却足穿着丧服，问随从，随从都说老爷看错了，那是个服丧的妇女在哭坟。李知县就要衙役将这妇女带回衙门调查。到了衙门里，     

“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 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

利用多种类型的不同史料所作的综合分析显示,明清以来的很多区域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词讼数量激增而非民众普遍"厌讼"的社会景象。而在诸种史料之中,那些关于地方衙门所收词状数量的记载,既对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诉讼实况有所帮助,也容易产生一些误导性的影响。其关键在于,衙门所收词状的总数,并不能被直接等同于讼案的实数,因为这些词状之中,有大量是属于针对某一相同案件的催呈或投词。重思明清时期的诉讼文化,不仅需要对明清衙门所实际面临的词讼压力谨慎估量,还应该对明清官方所常用的"细故"、"鼠雀细事"等称谓的微妙意涵,以及健讼之风的区域性差异加以关注。片面坚持"厌讼"旧论固然会使我们错失对问题的全面认识,但如果对一些相关史料不加仔细辨析便转而径自强调"健讼"新说,也容易堕入矫枉过正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