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之"权"的认定与民事主体利益的规范途径——兼论《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

本文讨论侵权法对民事主体利益的规范范围及规范途径.文章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侵权之"权"包括哪些权利及利益,纳入侵权之"权"的权利或者利益该如何加以规范?文章提出,<侵权责任法>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民法通则>模式的规范途径.<民法通则>模式在对民事主体利益的规范上尚存在不足.但是,<侵权责任法>为进一步解释留下了空间.应当采德国法的权益区分模式解释<侵权责任法>第2条及第6条第1款,以此构建我国侵权法的权益规范途径.如此,既可以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也可以保持法律的灵活性,还可以减轻民事立法的负担.     

陈寅恪与《红楼梦》

史学大师陈寅恪并未曾就<红楼梦>一书做系统之研究,然通过考察相关资料及翻检陈先生之相关著作,<红楼梦>中相关人物、资料时时出现.尤其是中后期所著之<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三部书中,相关论述尤多.陈先生在其学术著作中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资料的运用,显示了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开启了"文史互证"的研究典范,以及文化取向和人文精神世界的深邃而丰富.     

寂寞的孤独——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试图解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从整体上"批判中国法学的内在理路及其理论前设,并由此分析"理想图景"这一核心概念的承载的"批判性与建构性",最后在分析邓正来"知识论"批判进路所开启之贡献的同时指出其可能的限度与不足.     

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文体学批评视角

《诗经》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 ,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学者 ,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历史观点和艺术观点对《诗经》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他们对《诗经》的研究都没有越出经学的范围。真正超出经学研究潮流 ,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欣赏研究而影响较大的 ,有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卷首上》中指出 :“今之经文 ,多分章离句 ,不相连属。在明者 ,固可会而贯通 :在初学 ,殊难缀而成韵。解之者又往往泥于字句间 ,以至全诗首尾不能相贯。无怪说《诗》者之难于解颐也。”所谓“分章离句 ,不相连属”是指…     

美国《拜杜法案》的重思与变革

1980年12月12日通过的美国<拜杜法案>是美国专利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该法案的制定动因和基本内容,梳理法案给美国大学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遭遇的批评和质疑,可以认为大学不是"专利怪客".克服<拜杜法案>的局限和"失灵"在于大学和其他利益方主体的利益平衡,美国<2009年专利法修改案>对于在成熟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拜杜法案>如何变革进行了回应.     

精义为本默识心通——论程颐《论语解》的理学特色

程颐确认<论语>是儒家载道的要籍,其理学思想的建构也以<论语>作为基本资源.他的<论语解>采用涵畜经文、直寻义理的解经方式,是对传统传注之学的改造和超越.其以"理"解"仁"的德性之学,以"序"求"和"的礼学思想,以及由治心而治世的学术思路,构成北宋理学的基本框架.<论语解>虽然不是完整的<论语>注本,却以其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深刻的义理阐发开创了北宋<论语>学的新局面.     

中国的第一任市长是谁?

提起市,我们就想起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广州市、深圳市等大大小小的市. 世上本没有市,买卖的人多了便成了市.<诗经·陈风·东门之粉>曰:"谷旦于差,南方之原.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性冲突及化解路径——兼论我国法律适用规则的完善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存在立法性冲突,导致新<律师法>施行后的执法性报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新<律师法>的法律效力见解不一.根据<宪法>、<立法法>等规定,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关系不能成为确定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法律位阶关系之根据.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不属于<立法法>中的同一机关,但"视为"同一机关具有现实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新<律师法>法律效力的答复存在形式上的不妥当性与内容上的不合法性.应通过个案解决的立法技术以及法律适用规则的完善,为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性冲突提供解决对策,也为国内法律冲突提供制度化化解路径.     

"一根秀发超过三匹马的拉力"

30多年前,读过美国著名小说家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他的那句幽默风趣的话:"漂亮女人的一根秀发,超过三匹马的拉力."至今难忘,而<镀金时代>的人物以及故事情节,全都忘却,唯独这句妙语,牢牢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一根秀发"能"超过三匹马的拉力"吗?这显然是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但你仔细玩味后,又会感到这句话富有个性,富有文学色彩,同时也反映了美女对异性的吸引力之巨大.     

和光同尘中的骯髒气骨——澹归《遍行堂集》的民族思想平议

明末骨鲠之臣澹归,入清寄身僧寮,托钵募化,隐忍以生.所著<遍行堂集>成为乾隆时期文字狱严令禁毁的对象,却也为当时以至近代以来一些民族意识浓厚的学者所鄙薄.从澹归本人对其集的态度来看,有卑之无甚高论、卑之不敢高论和足堪为世导航之三途.循此去考察<遍行堂集>,可见它在许多俗滥文字的表面之后,别有玄机藏寓,体现出深沉的民族情怀和执着的民族气节.     

刑法语境中的"致人重伤、死亡"

我国现行刑法典多处使用了"致人重伤、死亡"的表述,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在规范性质上,具体表现为结果犯中的构成要件结果、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和情节加重犯中的严重情节;在刑法价值上,既影响定罪,又影响量刑;在罪过形式上,又有单纯故意、单纯过失、故意与过失相混合三种类型。并且,刑法中的"致人死亡"不应包括引起被害人自杀的情形。     

论异地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中的受害人权益之保护

异地侵权责任的准据法确定必须重视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但如何实现历来是一个难题。对此,我国刚刚生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无论是一般规定还是侵权行为的相关规定都未作任何规定。因此显然有必要对新法的相关规定予以修订。而各国的确定异地侵权行为准据法的立法例大致可分为侵权行为实施地、侵害结果发生地及偏在理论等三种方式。由于过度强调加害人的利益,第一种方式不宜采用。而由于兼顾对受害人权益和当事人双方预见可能性的保护,侵害结果发生地的方式显然更为合理。因此,在很难大幅扩充特殊侵权责任单独规定的情况下,法律适用法第44条前半部分宜转采以侵害结果发生地为系属的准据法确定方式。     

论法治秩序中的“公民美德”

讨论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中国智识群体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法治的“问题域”的关注和深入讨论。讲法治秩序,讲宪政安排,讲人的权利保障,需要具有某种能力并有力量去要求并维持政府权力限制之“德性”的公民。提倡以“公民参与”为导向的“公民美德”,显示了公民对有权者施加某种形式的限制的意愿及能力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环节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可能的资源。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数额犯的类型化是我国刑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立法现象。数额要件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刑法犯罪概念“但书”的具体化,其实它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以及犯罪的既、未遂形态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发挥了数额要件的“截断”功能。这种数额“截断”功能在数额犯中具有普适性,可以被统称为“数额截断原理”。     

论“署名权”应改为“保护作者身份权”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与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曾拟定的"署名权,即决定是否表明作者身份以及如何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的表述,都以偏概全,名不副实。其实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权的下位概念,表明作者身份权又是保护作者身份权的下位概念。建议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将"署名权"改为"主张作者身份和反对损害作者身份的权利"的保护作者身份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著作人身权应当由保护作者身份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与发表权共同构成。     

论"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与相关原则的关系

"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不仅是人类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同时也是保护和开发其他诸如公海海底资源和人类文化遗产等有限资源的重要原则.它直接引导出"禁止据为己有"原则,并意味着全面非军事化和禁止一切军事活动.为了保证开发的福利在所有国家之间公平分配,应该对所有的使用有限自然资源的国际管理制度的创设活动进行规范,而该创设活动必须以"共同利益"原则和"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为指导方针.     

私法中的“人格”范畴含义辨析

在私法理论和制度中，“人格”范畴具有“主体资格”、“主体”、“主体特质”、“主体性要素”四种含义。其中，“主体资格”指特定的实体可以成为私法法律关系之主体的法定条件；“主体”指特定的实体获得主体资格后的法律状态；“主体特质”指特定的实体可以据之享有主体资格的其客观上所具备的属性；“主体性要素”则是人格权的客体，指自然入主体得以构成的且应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客观要素。这四种含义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主体资格”是“主体”得以形成的法定条件，“主体资格”范畴也就是用来描述“（某种）实体”与“私法主体”之间的“转化关系”的概念；而“主体特质”和“主体性要素”都是指“主体”（或拥有主体资格的“实体”）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属性，这两个范畴都属于描述某种“事物”的概念。     

再论"法律至上"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的基本方针加以确认。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要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就必须树立起法律至上的观念,它是实现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也是评价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基本准则。对于法律至上观念的理解,不仅要从法律自身来理解,而且要从社会关系的层次上,从人们的理性选择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考虑。正试图从现代法治的理性选择的角度论证这一问题。     

“走进马克思”与“走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观念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人们有着不同的解释学观念,“走进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这两个口号,就反映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两种不同的解释学观念,即“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观念。要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客观性立场,反对主观主义的立场。在坚持客观性立场时,又必须反对绝对主义的立场,贯彻理解问题上的辩证法。从辩证的客观性立场来看,走进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的对立就消失了,走进马克思也就是走近马克思。     

“杨佳的说法”与杀人逻辑的权利悖论

杨佳的个人尊严维护中"讨说法"与其恶意杀人之间存在着社会价值观念异常即轻视生命权利的社会氛围支持。在弱个体仇视某一职业强群体的社会学视野中,仇警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念个体异常向群体异常演进的表现。而在法律经济学视野,1个人"讨"的所谓说法,等于要6个人生命的死亡、5个人身体的受伤,而竟然会有那么多网友叫好,则是一种忽视生命权利,在生命权与人格尊严之间,价值选择的错位。至于法律文化学领域,人权的核心是生命权,人存在的本源意义当中,生命权应当高于人的尊严,杨佳为了所谓的个人尊严而可以乱杀人的逻辑,是非常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