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

<正>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必须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进一步推动外贸发展促稳提质,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不断以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新动力、新机遇,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顺应新趋势,推动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     

全面开放新格局下提升服务业开放及 竞争力的路径研究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既是我国当前及未来十分重要的治国思路,也是我国适应和引领国际经济发展新变局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五个更好的结合",其中就包括服务领域与制造领域更好的结合。当前,服务业开放规模和增量十分可观,但在开放结构、开放领域、开放对象和开放规则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服务业开放需要进一步打破服务贸易垄断、优化服务业开放结构、找准开放重点部门和领域、完善服务贸易开放制度和配套机制,以此发挥服务业贸易对于我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作用。     

构建西部大开放新格局的战略举措研究

新时代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推进西部地区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西部大开放是新时代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选择,也是西部地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背景下,西部地区要顺应历史潮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加大开放力度,变对外开放的后方为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度挖掘与发挥要素禀赋优势,构建陆海联动新通道、多层次开放平台,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政府激励性规制理论述评

激励性规制是目前政府规制中的重要工具,它能够有效实现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兼容。价格上限规制和特许投标等激励性规制方式的应用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理论基础上看,它是委托代理理论和权变管理理论的体现,并符合行为学中的激励理论。我国在应用上要完善激励性规制应用的制度基础,要强调公众的参与,灵活应用激励性规制的具体方式。     

新国际环境下的开放策略

1、全面开放的同时,适度向发达国家重点开放. 向发达国家重点开放,这是由我们的开放目的决定的,即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以及引进投资,取得贷款、援助以增强我国的生产能力,提高生产水平.但是,就目前来说,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由于它们实行经济制裁的原因,正处于低谷时期.我认为,对付这些困难可做三方面的努力. 其一,充分认识国际环境的有利方面,即世界由两极(美苏)向多极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以及中国对世界多极格局的影响,要把中国排斥在外是不可     

加入WTO与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

加入WTO,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挑战和要求将是全方位的。政府采购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管理政府支出的一种基本手段,在中国加入WTO后,必然也会受到深远的影响。我们应采取相应对策充分利用其积极影响,推动我国的政府采购事业尽快与国际接轨。开放政府行采购市场,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采购制度。     

开放外资监管的困境、挑战与策略

外资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公开阐述的"三个不会变"为进一步推动外资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预期。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的深入构建,全面有序地开放外资监管已成必然之势。但外资竞争对我国产业安全和竞争秩序也存在不利影响,现有外资监管体系对此却缺乏有效监管和制衡。在开放外资监管趋势下,应调整和完善外资监管审查体系。     

开放扩大:竞争谋长远

由有限范围、领域和地域的开放,发展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发展为按世贸组织规则运作和在我国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发展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间双向的相互开放。过去的五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经受了洗礼,并再创辉煌。     

我国环境规制主体制度优化的几点建议

本文以独特的视角，对我国环境规制主体制度优化问题，提出了增强对环境规制者的制度约束与激励、优化规制方式与手段的改革建议。     

双循环背景下推动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并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当前中国服务贸易仍面临“大而不强”的局面,高质量发展面临多种制约与挑战,主要有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不强,服务业开放水平仍无法有效支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动力机制受阻,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阻碍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治理水平不高导致服务贸易数字化水平偏低,全球服务贸易多边谈判进展不力等。推动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大力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开放,其次要全面深化国内服务业结构性改革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最后要优化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营商环境。     

加入WTO政府将如何应对体制性挑战——访上海市市长徐匡迪

我国即将加入 WTO，“十五”期间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心将更多地从政策性开放转向体制型开放。西方发达国家在法律建设、市场制度、国际权力等各方面都处于优势，发展中国家要按照由他们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去开放各个领域，这对我们无疑是极大的挑战。 为积极应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好准备，是今年党和政府正在全力以赴抓好的一项重要工作。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谈到能否抓住加入 WTO的机遇时表示，对各级政府而言，关键就是要加快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管理体制。 徐匡迪市长强调道，面对贸易自…     

反倾销理论基础的正当性分析

倾销本质上是一种国际价格歧视。但各国国内反倾销法与国际反倾销规则对倾销的规制与国内反垄断法对国内价格歧视的规制相比,无论是实体标准方面还是程序规则方面均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对倾销的认定比对国内价格歧视的认定要更为宽松,肯定性的结论更易获得。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反倾销规则没有以适当的经济学分析为基础,反倾销制度的设立与实施使得受到保护的国内工业受益而广大的消费者和消费工业受损,并非对国家整体经济有益,往往仅是迫于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而使然,该制度本身欠缺正当的理论基础。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低碳农业发展的作用及实施路径研究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我国低碳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日渐显现,主要体现在对低碳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低成本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包括价格配给、额度配给和责任规制等,能够协调农业碳减排与产业发展的矛盾,调节低碳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目前,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应以推动产业升级为长远目标,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农业形式实施差异化管理,统筹市场调节机制与政策引导的关系,有效促进低碳农业和相关环保产业发展,培养消费者和农业生产者的低碳意识,以形成绿色健康的农业消费循环模式。     

补短板锻长板稳链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这是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大国竞争博弈新形势。     

以联合、开放为内容搞好科学院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对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国内科学技术力量的分布呈现出与过去大大不同的格局。因此,如何搞好科学院的改革,适应当前和长远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要求,是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都正在深入发展,我们认为,科学院的改革也应当继续向前推进,它的基本内容是以联合、开放为核     

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以开放促引进

自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引进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以开放促引进,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课题历史性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下面,笔者结合云南省昆明市的实际,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引进外资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由封闭走向彻底的开放,是国家深刻的经济革命。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同它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否发展直接相关。作为我国现代化的重大决策,自1979年以来,我国摒弃了封闭的藩篱,顺应世界开放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全面沟通和强化了我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联系,加快了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时至今日,其影响已遍及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资本、劳务、技术、资源、管理与信息等资源要素也都被纳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洪流之中,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历史上     

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路径

低碳经济的发展仅靠单一市场规则是无法实现的",市场失灵"的出现要求政府必须承担一定责任。发展低碳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低碳经济市场领域的外部性问题,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规避低碳经济领域的外部性问题。政府还需通过规制和引导等多种路径,推动消费方式改变、政策法规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气候适应型社会和低碳导向型社会。     

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如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

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其明显特征是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越来越多地介入传统上属于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其中WTO就是其中的一例。中国加入WTO,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按照WTO及国际条约的要求和国际惯例时本国的法律制度,公共行政管理等加以改革,否则会增加相应的争端和麻烦。这必然对我国原有的公共行政管理的观念、制度、方式和手段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新形势,我们要适应WTO的规则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努力建设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廉洁、高效、有限的政府。本文主要从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四个方面,即制度文化建设,公共组织特征与分权,新管理主义改革观,政务信息公开与“阳光政府”等问题,联系WTO规则与我国的现实,针对政府体制创新与对国家公务员的新要求简要提出应对性建议。     

社会合作规制的运作机理与行政法治回应

社会合作规制的兴起不仅是合作治理理论的逻辑推演,而且也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实践所验证,理应成为我国规制模式的发展方向.多中心的规制主体、协同合作的规制行为、复合多样的规制责任以及合作高效的规制救济机制等构成了社会合作规制的运作机理.社会合作规制的运作,内在需要行政法治的保障.为此,我国行政法需要从行政法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发展、行政法制度根基的重构以及行政法原则和制度的创新等方面进行能动的法治回应.     

产业组织模式转型的路径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视角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得产业组织模式呈现出规模经济效应弱化、产业集中度和规模起点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下降、中小企业优势显现、可竞争市场结构形成等发展趋势,而产业组织模式转型所型塑的模块化产业网络具备适用性更好、抗风险能力更强的特点,模块化生产网络可以获得更高的生产和组织柔性,体现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产生"1+12"协同效应,可以扩大创新空间,降低创新成本,增强创新能力。我国应遵循"经济环境驱动主体行为,主体行为型塑产业组织"的基本思路,从经济环境和市场主体两个层面入手,通过优化经济环境和健全体制机制来驱动主体行为、助推产业融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网络,实现产业组织模式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