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而出别样美——写在《海南人大》全新改版扩容之际

秋阳杲杲,秋风和煦——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南国宝岛的漫天秋色里,《海南人大》华丽蜕变、破茧而出,以全新的风貌呈现在了亲爱的读者面前。丰厚的内容、简洁的版面、明快的色彩,以及她所散发的沁人心脾的油墨清香,裹挟了12年来我们全部的希冀和不懈的追求——     

民间法的秩序还是民间的法秩序？

当下的民间法研究出现了套路化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文章认为，一种有别于国家法所希冀构建的秩序的存在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但是当前的民间法研究并没有重视这一问题；反而是走进了以发现规则的误区之中，从而导致了研究的套路化的问题的出现，因此有必要走出这种误区，形成一种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发展的而非静止的思路。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八)】多年前,我指导的法律硕士厉尽国同学以《法学研究中的“民间法”范式》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并受到答辩组全体成员的一致称赞,无可争议地获得了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据我所知,这是我国法学界就民间法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问题所进行的首次系统和专门的论述。尽管在此前,梁治平、朱苏力、田成有等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捎带着对这一问题做过一些论述,但并非专门就此问题而展开。如果说厉尽国的相关论述是在整个法学视野中来观察、研究“民间法”范式的话,那么,本期所刊出的魏治勋的文章《民间法研究…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民间法——以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为素材

从农村纠纷解决的立场出发,探讨民间法是什么,同时以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作为识别民间法的具体存在形态.对近几年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的考察表明,农村纠纷解决与民间法之关联主要包括农村纠纷解决需要民间法,同时农村纠纷解决为民间法发展提供支撑.因此,农村纠纷解决与民间法应保持相互开放的姿态.     

我国《继承法》法定继承规定的民间态度——山东省民间继承习惯调查研究

我国现行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基本上符合民间对继承人的选择,除法定继承人外,人们更注重是否是自己的直系血亲或者是否对自己给予了较多照顾。在继承顺序中,对于第一顺序继承人选择次序依次为配偶、子女和父母;选择兄弟姐妹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的比例明显高于祖父母、外祖父母,而把祖父母、外祖父母不列入继承人范围的比例更高。对继承份额的分配的调查发现,大部分人持有公平观念,照顾弱者的传统也有存在。是否以夫妻名义同居在民间继承习惯上有很大区别。调查还表明,我国的继承法有必要规定遗产的归扣制度。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论民间法研究的内在精神

民间法研究的内在精神在于其所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而民间法的文化基础在于一个社会深层次的民族（传统）精神之中，因此对一个社会深层次的民族（传统）精神的尊重，对法律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是思考民间法何以具有文化价值，并以民间法的学术话语／场域何以具有反思和批判的精神的根据所在。     

写在《理论前沿》发刊之际

由中共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创办的《理论前沿》杂志，现在正式问世了。在发刊之际我写这篇短文，以表祝贺。     

写在《理论前沿》发刊之际

由中共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创办的《理论前沿》杂志，现在正式问世了。在发刊之际我写这篇短文，以表祝贺。     

写在《理论前沿》发刊之际

由中共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创办的《理论前沿》杂志，现在正式问世了。在发刊之际我写这篇短文，以表祝贺。     

政府管理法还是律师权利法——对新修改《律师法》的解读

新律师法与1996年律师法相比,在立法框架、律师职业性质、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以及律师权利保障等方面有很大突破。但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仍然将律师法定位于管理与规制,将一些本应由国家公权力承担的使命与职责赋予律师,用行政管理的模式来监督管制律师执业活动,并且“不得”、“不准”、“必须”、“应当”等监督、管理性立法用语的数量和出现频率与旧法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新律师法很难摆脱“政府管理法”之嫌疑。     

对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思考

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存在一定问题,具体包括法律制度安排缺乏,非政府组织体系不健全等。通过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运营管理等法律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健全和完善非政府组织立法,适度监管非政府组织等对策建议,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行政许可法》意义下的非政府组织

《行政许可法》从颁布实施至今已近两年,其运作曾被喻为中国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和瘦身运动,起初的各种赞誉之声仍绕樑未绝,然而,近期以来,针对该部法律的各式批评与责备却呈愈来愈烈之势,有的学者甚至对其缺陷作了掘地三尺般的梳理,反差之大,在我国立法史上并不多见。太多的批判或许源自当初过高的期许,不可能期望一部法律的施行就可以瞬间在中国实现行政法治。批判本身无可厚非,但无论如何还是应当注入更多的理性成份,要明辨为何批判,怎样批判,批判之后又当如何?基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知名学者、该部法律的最初起草人、政府法制部门工作人员三类人士对该法律的功效、运作机理和障碍做一次深入研讨。     

民法本位研究新构想

有必要对民法本位、价值、原则等,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性、理论、实定法等层面作一系统研究,打通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民法元理论或民法哲学的体系基础.对民法本位及价值和原则进行各别的和联系的多层面研究,于民法原理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立法实践上看,编制民法典,当先定好民法的本位及由其决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以之为前提,来架构民法典的体系,定出具体规范.于适法和守法实践来看,了解民法本位及其与民法价值和原则的多层面密切关系,把握民法的宗旨和精神,更能准确执法,自觉地透过民法精神规约民事行为.历时与共时、理论与实践多元综合分析研究民法本位及相关问题.质疑一些学者提出现代民法社会本位说,认为现代民法本位是带有社会顾虑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亦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刑法的明确性新解

为解决语言本身固有的模糊性和刑法的明确性要求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这一难题，必须对刑法的明确性概念予以全新的理解：刑法语境中的明确性就是刑法的确定性。在刑事法治背景下，应该信仰刑法整体的明确胜，并通过恰当的刑法解释提升刑法文本的明确性。     

部门法方法论的又一项新成果——评《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

我国1997年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刑事法治在刑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和根本标志。然而,立法化的罪刑法定其价值有赖于在司法运作中得以实现。因此,关注司法环节,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问题研究

法律规避在国际私法居于重要地位。从性质上看,法律规避制度应属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一部分。从效力上看,规避内国法应认定为无效;规避非特定的外国法应认定为有效,其中被规避的法律不仅应包括实体规范,还应包括冲突规范。正确认识法律规避制度的性质和效力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正确处理我国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法目的的新表述

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犯罪人的权利。因此,要正确处理好刑法与民愤的关系。对行为人有利的新法的规定对于已生效的判决仍有溯及力。应当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但是当行为人是国家工作人员时,可以做不利于他们的扩张解释。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习惯法探析

对于习惯法的界定虽然有所不同，但对于其价值的重要性都有认同。习惯法作为一种古老的法文化，传承至今，一直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类历史上，法的进步，由神授法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习惯法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最，是成文法制订中无法割舍的既有规范。习惯法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它的深层价值。     

宪法的根本法特征问题新探

长期以来,宪法学界关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基本特征问题的分析和论证,并没有真正揭示宪法的根本法特征的实质.宪法首先是法,这应该是我们探讨宪法的根本法特征的法理前提.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性方面,即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国家中最为根本的社会关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正确揭示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基本特征,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宪法的终极目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