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3·15”

43年前的5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可能不会想到，他在美国国会上首次提出的消费者“有权获得安全保障，有权获得正确资料，有权自由决定选择，有权提出消费意见”，会被后人称为著名的消费者“4项权利”；他更不会想到，国际消费者联盟为了使全世界都来重视消费者的权益，于1983年把5月15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从此，每年5月15日，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组织都要开展大规模的活动，集中宣传消费者的权利。     

论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政府责任与行政行为的规范

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是指公民在作出见义勇为的行为后应予保障的权利和利益,包含应获奖励的权利和应获救助的权益.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中政府扮演着无以替代的角色,其行为起着关键作用.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过程中,政府的行政行为主要包括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确认、见义勇为人员的行政奖励和对见义勇为人员的行政补偿.必须尽快通过全国性立法明确各级政府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上的职责、规范涉及权益保障的相关行政行为,惟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     

“要不起”权利是因为“权利能力”被剥夺

记得一家报纸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要不起的权利算是什么权利》,这个题目出得很好,提出的问题也切中时弊。下面就从现存的一些事实谈起。某省为了解决不断发生的煤矿生产安全问题,有关部门作出一条规定:干部要带头下井,如果干部不带头,矿工有权拒绝下井作业。结果这条规定形     

“地方行政立法”辨正

地方政府立法行为来源于有权机关的授权,地方政府立法权与地方政府依据授权从事立法活动并不排斥。依据《立法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之规定,地方政府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具有共性——立法性,否定地方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立法性,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践上导致地方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之行为游离于权利监督、程序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之外。     

不要漠视公众的“知情权”

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 ,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知情权”是否被侵犯 ,这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知情权”有多种 ,有消费者对商品的“知情权” ,有患者对病情的“知情权” ,公民对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知情权”等。从理论上说 ,政府的一切行为都要公开 (除该保密的外 )。从纳税人角度说 ,纳税人花钱养着的政府 ,当然有权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公民有权监督国家 ,这是公民的宪法权利 ,“知情权”便源于这种对国家的“监督权”。因为知情是基础 ,是前提 ,不知情谈何监督 ?从经济学角度说 ,政府行政行为也是一种公共资源 ,透明度高可减少…     

质疑“你有权保持沉默”

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和人权保障力度的加强,沉默权已成为法学界、法律界和普通民众关注的话题,但直言"你有权保持沉默"却过于超前和草率,混淆了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界限.沉默权作为一项诉讼权利应当以刑事诉讼法的确认为底线;沉默权的实现有待于刑事诉讼法的确认和相关规则制度的合理设计.合理地设计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是我们现阶段的研究目标;"有权保持沉默"是在将来,而不是现在!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

作为消费者,应当积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消费者到底有哪些权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作为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有: (一)安全权。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继承权丧失事由对其他遗产权利的适用

继承权丧失事由不仅是对实施违法或失德行为继承人继承权予以剥夺的法定条件,在除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其他遗产权利享有者实施同种行为时,其原本享有的相关遗产权利的得失也应受到直接影响始为正确。这是因为有资格以身份或其他权利形式承继被继承人遗产利益的继承人甚至非继承人享有的相关权利与法定继承人享有的继承权实质相同,故当其他遗产权利人对被继承人实施继承权丧失事由所例各类行为时,其从被继承人处承继相应遗产利益的权利诸如特留份、必留份、酌情分得遗产权及遗赠等,也自当受到与继承权丧失效果同等的对待,这实为继承权丧失制度的当然内容。     

论“请示”的行文规则

适用请示的情形有四：一、请求上级解释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二、对如何处理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有疑问；三、请求上级作出特定行为；四、需批准的行为。越级请示的情形有：一、重大紧急事件；二、与直接上级机关就原则性问题发生重大争议；三、请求有权机关解释规范性文件；四、其他直接上级无权而不必逐级呈请的。请示与报告在交际功能、行政目的、语气、时态上都不相同。     

论网络消费者的特殊权利保护

随着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消费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日趋严重,如何对网络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成为一个新课题.网络消费者权利除我国传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已经规定的九项权利之外,还应当包括对网络消费者特殊权利,如网络消费者的隐私权和后悔权的保护.     

劳动者维权要及时

劳动者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一定要注意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限——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如果超过了法定时限，有关申请可能会不被受理，致使自身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主要的时限包括：     

高温下 请依法给劳动者一片阴凉

烈日炎炎,挥汗如雨。高温下应如何保证劳动者安全和身体健康,用人单位应该知法、守法、依法送劳动者一片阴凉。 一要把握法律规定的劳动者权益。《安全生产法》第6条规定,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障的权利。第45条至47条规定,从业人员有权了解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有权对存在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采取可能应急措施后撤离。不得因此降低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解除合同。《职业病防治法》第4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用人单位应创造符合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之“底线”初探

宪法和法律明确授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目．可以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应当理清思路的是,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     

消费者滥用撤回权的完善进路研究——以“职业退货人”为切入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的消费者撤回权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但近来出现"职业退货人"的问题表明该权利也会被消费者滥用。消费者滥用该权利的原因在于,强制性的立法模式提供的倾斜性保护超过必要限度,而规则的不明确以及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低成本诱发了消费者的道德风险。为了更好的发挥撤回权应有的作用,任意性立法模式应取代强制性立法模式,细化相关规定并明确相关规则以提高机会主义行为成本。     

法治下的政府行为——两起全国“首例”行政案的启示

<正> 十年前,浙江省苍南县某农民认为县政府的行政决定侵犯了自身的权益,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把县政府推上了人民法院的被告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民告官”案。十年后,浙江省杭州市某实业公司在对执法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申请行政复议的同时,又要求有权机关对行政处罚所依据的国务院四部局“红头文件”进行复议审查,成为我国首例“状告”政府文件的行政复议案。     

从破产法到刑法对破产欺诈的规制

破产欺诈行为对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形成巨大威胁。我国破产法和刑法对破产欺诈行为的规制已作出较强操作性的规定,但比照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看,仍然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对实施了欺诈破产行为的债务人应解除其破产免责的权利,对其不予以解除债务;对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其债权请求权应后于被损失方进行清偿,即求偿权后置;对债务人的财产被非法转移至第三人手中的情况查证属实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从第三方手中恢复财产。     

“国有企业”不如改为“国资企业”

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认为,政府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两种不同的主体,会相互影响,特别是当政府成为企业的出资者时,会以出资者身份运用所有权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但企业要按市场需求自主经营,不能成为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出资者的所有物。应当明确,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不等于对经营国有资产的企业的所有权;即使国家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控制了企业,也不能说国家就是     

“权利”与“权力”错位初探

权利和权力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是法律赋予人们享有的权益,如生命权、选举权、财产权等,以人人平等为特征;权力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或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并以他方服从为标志,具有不平等性。由此可见,两者的内涵不同,因而决定了其在实践中的差异性。     

论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及其立法不足

《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当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权利遭受侵害时,为保护其权益,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这充分说明,在民事侵权领域,凡涉及人身伤害案件都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本文试通过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分析,促使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能够进一步完善。     

论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整体侦查规则体系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局限,以及具体制度中技术侦查措施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的规制失灵,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大数据侦查为突出代表的侦查行为干预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客观风险。对此,应当建构起刑事侦查中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和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包括侦查对象的个人信息权利以及侦查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对大数据侦查行为和个人信息主体实行层级化程序控制和区分保护,并以比例原则严格约束大数据侦查行为的使用。此外,还应当建立监管制度与权利救济制度来确保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