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原则与中国民法近代化

中国民法近代化以西方近代民法所体现的人格平等、私权神圣、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私法原则为模范,同时也根据西方近代民法适应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在私法原则方面的变化,调整自身内容。中国近代民法的演进,基于西方近代民法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变化,确定了一条从传统的家庭本位走捷径过渡到社会本位的路线,对于中国近代民法和中国近代社会,均产生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民法史研究的贫瘠之域:“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一个学术史的省思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是民初的“实质民法”,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近代民法史研究的既有成果主要从局部和静态层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研究,且长期存在两种误解:一是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在中国近代民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并未充分认识；二是对其由来、名称、内容和性质等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均认识混乱.对该论题的研究应力求宏观定位与微观考察、立法史和裁判史相结合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作全面专门研究,以期达到探寻真相并重新定位、展现发展路径和客观评估价值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目标,从而对近代民法史研究进行廓清、丰富和提升.     

从"资本主义精神"透视近代民法中的人

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与近代民法的同构性,资本主义精神必然在近代民法上有所反映.近代民法的权利本位制度设计,其心理根源在于民法人的"权利意识".近代民法中人的原型是商人/资产者,商人/资产者的"赢利欲"是普遍的资本主义精神,它说明了民法人时刻保持"权利意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鼓励每个民法人尽最大努力,为权利而战.不宁如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形式的民事利益都可以换算成法律上的权利单元,并以货币单位计量.因而,一个合格的近代民法人,不仅要蓄养"权利感",而且还需要学会以一种冷静的计算精神对各项民事权利的经济价值进行估价和运算.由此,随着计算精神对近代民法人心理上的渗透和扩张,近代民法必然呈现(形式)理性化的特征.     

中国古代民法与现代民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以物权法为中心

本文以物权法为中心,从古代民法的有无、物权客体的分类、永佃权以及遗失物制度几个方面与现代民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不仅存在民法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对之进行研究将对我国现今民事立法大有裨益的结论。     

中国近代侵权法之理论创新及评析

我国古代侵权法虽内容较为丰富,但制度规范及理论研究均较为落后。近代的法律家群体以丰富的学养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取西方近代侵权法学说与我国固有实践相结合,创建了我国完整的侵权法理论体系。中国近代侵权法研究之精细,于当代侵权法理论之完善仍不无裨益。近代法律家的理论创新的勇气,更值感佩。     

近代民法模式与现代民法模式的共生

近代民法模式与现代民法模式是历史阶段发展的产物,但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民法模式却没有完全取代近代民法模式,两者虽传承,却相异,以共生的状态存在着。本文阐述了法律世界中共生现象的缘由,并以近代民法模式与现代民法模式为例,说明了两者的相异及共生状况,以此说明共生所体现的价值意义。     

论近代中国民法变迁中的所有权绝对原则

所有权绝对原则是近代三大民法原则之一,其在近代中国民法中最早确立于《大清民律草案》。虽然所有权绝对原则在晚清没有发挥实际效用,但其后的《民国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典》继受了此项民法原则。重新审视该原则在我国近代民法中无论是立法上抑或理论上的传承、发展与继受经验,仍可为我国现今民法理论的发展提供历史的镜鉴。     

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民法物权制度比较研究——兼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对中国古代法和现代民法物权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存在着类似于现代民法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而土地所有权制度则与现行民法有着较大的区别;明清法律关于拾得人可以获得报酬的规定,可以为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提供历史的依据;古代法并非没有善意取得,只不过其适用范围很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古代永佃制和"一田两主"习惯的结合;古代的"典"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其价值,<物权法>应当规定典权制度.     

我国民法制度现代化之标准

微观民法制度的现代化,离不开民法制度现代化之事实、价值、逻辑标准的宏观指导。我国民法制度之现代化,须以涵摄民事生活事实为基础,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为旨趣,以概念规范化与内容体系化为依归。     

中国移植西方民法的历史及未来

法律移植是指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国法律间横向的相互借鉴、吸收、利用。它的结果是填补规范、原则或具体法律制度方面的空白,以推动本国的法律改革和法制建设,使接受移植的国家能尽快完善或替代本国有缺陷的法律,提高自己的法律文化品位。从近代中国就开始移植西方民法,清末的修律运动标志着中国本土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个自足的法律体系已告终结,从此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整体性地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教育,这一法律移植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多元与法律趋同化并存的时代,法律移植不可避免。     

试论民法时效制度的运用与思考

民法时效制度是一项法律制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民法时效制度重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公民的合法财产,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都涉及到民法时效制度,而且民法时效制度也在各个国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对民法时效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发现我国民法时效制度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几点合理化建议,以期为完善民法时效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我国民法总则中营利法人的制度安排

法人是民法中重要的制度之一。中国民法典已经开始进行编纂,不同的学者对于如何安排法人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已有的建议稿上来看,大多认为应该在民法总则部分专门规定营利性社团法人。从比较法角度来看,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其总则部分对其很少专门安排,而主要是关于除公司等企业之外的法人制度设计。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角度考虑,民法总则部分既不宜专门安排传统的营利法人,也不建议用营利或非营利词语,应基于国情,考虑继续用企业法人表述有关制度。     

民法总则的使命及其应规范之内涵——以中国民法总则草案为探讨中心

所有现代欧陆民法法典,不论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抑或是继承两民法典之法典以及参考两民法典之法典,均设有民法总则之规定。中国最近有制定民法总则的计划,并已提出建议稿,但此前已经有了9个单行之民法法律规范,构建了松散型的民法典体例,而民法总则属于一体型民法典之构成部分,这就需要对以往民法法律规范重新整合。结合中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对民法总则应加以规范之内容,以及法律原则、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人、民事客体、法律事实、民事责任等具体规范加以分析探讨,以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法总则提供参考。     

人性恶学说与民法之有机关联:历时性考察

本文运用历时研究的方法,在探讨法与人性之必然价值关联基础上,致力于探析人性恶假设与民法诸项价值理念与内在体系之有机联系,认为民法对人性之认同程度越高,民法权利体系则愈加完备;反之,民法对人性之限制愈重,民法权利体系则日趋封闭。     

近代中国民法变迁中的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在现代法律生活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倡导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今日中国，重新审视与探讨近代中国民法诚信原则的沿革与发展，必将为诚信在民事立法领域的构建提供历史鉴镜。     

中西民法精神比较论纲——兼论民法史学方法论构建

采用历史解释学方法,致力于从六大关系比较中探讨中西民法精神之显性差异,认为在中国民法现代化转型期间固应吸纳西方先进民法理念与制度构架,但更应关注本土民法文化资源.     

评《中国古代经济立法史纲》

<正> 近年来,有关中国法制史研究,硕果累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专门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陆续出版了几部刑法史、民法史和行政法史。最近,陈汉生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经济法制史纲》(下称《史纲》)的问世,又填补了法史界关于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方面的空白。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民法、经济法很不发达,历史所颁行的法典基本上是刑法典,而民法、经济法及其     

实证研究与民法方法论的发展

作为"法学研究转型"系列研讨会之一,本刊编辑部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室、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大学罗马法系研究中心于2011年10月在广西联合举办了"中国民法实证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主要为民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及法律实务工作者。从会议讨论情况看,民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就实证方法之基本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对实证方法之基本认识与基本态度以及开展实证研究之经验各异,因而就传统法教义学与实证研究之关系亦有不同看法。虽然样本有限,但部分解释了民法实证研究不彰的原因。本刊撷取部分有代表性的观点,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供学界参考。     

中国近代司法改革:从四级三审制到三级三审

审级制度是一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设置科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中国近代审级制度,从整体上讲,经历了从四级三审制到三级三审制的变革。尽管在观念和形式上,三级三审制更加进步和适合当时之国情,但是,由于政治、经济、人才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两种审级制度均未能发挥其预设的理想功能。     

罗马法与近现代中国民法——历史与未来

近现代中国民法系统移植和继受了大陆法系民法的原则、概念、制度和体系,并借此逐步抛弃其落后的封建成分,在先进的罗马法自然法精神、私权观念和私法精神的指引下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说,近现代中国民法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对罗马法精神的传承和对罗马私法内容和体系的继受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罗马法是近现代中国民法之源。未来中国民法应在把握与罗马法的源与流关系的基础上有选择的继受,实现对罗马法的理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