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为错误行为的前提分析——关于一种纵向政治关系合理性的探讨

纵向政治关系是靠推行和执行政策来构成的,其合理性制约着政治的效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有必然性、普遍性,但作为错误行为则是有条件的,实践中不加分析地给予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有害的。要稳定政局,维系、发展、提升纵向政治关系,就必须确保纵向政治关系的合理性,特别是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尽可能防止或及时纠正政策的不合理性。     

关于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思考

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是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大陆和台湾分别提出过“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中央对地方”、“两党”、“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定位模式,但都没有为大陆和台湾所共同接受。“胡六点”对于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提出了新的主张。根据“胡六点”的观点,可以采取将政治关系定位“议题化”和“阶段化”的方式,通过大陆和台湾阶段性的谈判协商,解决政治关系定位问题。根据大陆和台湾关系发展的现状,“两岸”是现阶段政治定位模式的最佳选择。“两岸”模式为大陆和台湾当前的政治关系破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将为结束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对立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     

“同心圆”政策与哈中关系

独立时间不长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临复杂而特殊的国际环境，其对外政策要考虑到主权、安全以及对外经济联系诸多因素。对外政策的目标首先是要保障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等安全要求，然后是国家经济等发展问题。针对自身的内外条件，哈提出了符合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理论、方针和原则。其对外政策实践勾勒出一个“同心圆”轨迹，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色彩。哈中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彼此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政治、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两国共同致力于构筑面向２１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关于高等学校“讲政治”的思考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要解决好的根本问题。高校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能否培养出政治立场坚定的人才,直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成败。这就要求高校领导要有政治意识,高校教师要有政治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过硬政治素质的人才,才能在工作中真正落实"讲政治"。     

另一种“医患关系”——警察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关系的转变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设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具体规定中,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一定意义上的“怀疑”与“对立”转变为“信任”与“协作”,这种转变要求警察在执法办案中必须相应地调整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与之建立相互信任、协作的“医患关系”。     

“利维坦”与“圣人”政治——比较霍布斯与荀子针对人性恶的两种方案

霍布斯的利维坦与荀子的圣人政治都是基于他们共同的认识——性恶论而提出的,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从前提上看,利维坦针对的是人的恶本性是不可改变的状况,而圣人政治的前提是人的恶本性可以后天改变;从内容上看,利维坦强调的是权责相应的政治标准,圣人政治强调的是教人向善的道德标准;从目的上看,利维坦的目的是和平、安全和共同防卫;圣人政治则是为了合于道,归于治;从本质上看,利维坦的核心是理法,圣人政治则强调礼教。理法要求平等,而礼教讲究定分。     

抉择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官经商案 ”的再思

在“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所签经商协议之效力不因违反法官不得经商之法律规定而无效，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兼顾法律规定字面含义而符合法律体系划分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此种解释的当代合理性在于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警惕和防治干部政治上的“亚健康”

判断干部政治上坚定与否是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兴衰的重大问题,认识和警惕干部成长过程中政治上“亚健康”表现,据其成因对症防治,对于坚持“德才兼备,德为第一”的干部原则,使干部健康地承担起党的神圣使命干干净净为人民服务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算法政治“三角”关系的构建：稳定性逻辑与可能性建构——以抖音算法为例

资本、权力和权利是算法政治“三角”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网民对算法政治编程、算法政治画像、算法政治建模、算法政治“瞄准”、算法政治推荐的无知使其在“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政治权力与资本在算法上的运用,强化了“弱三角”关系。“弱三角”关系导致强化政治思维与弱化政治思维并存、强化政治价值与弱化政治价值并存、推动政治利益实现与阻碍政治利益实现并存、普及政治忠诚与固化政治圈层并存、算法黑箱与算法透明并存、精准投喂与算法失误投喂并存。应通过“强三角”构建、“强三角”粘连、“强三角”牵引、“强三角”移动建构“强三角”稳定型关系。     

“内圣”能否开出“外王”？——略论儒家道德与政治的关系

儒家政治能否现代化取决于一个问题：“内圣”能否开出“外王”？对此,人们从正反两个方向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那么,是否有第三条道路呢？如果我们回归原始儒家就会发现,道德与政治虽有联系,也分别有其独立的自性,因此儒家“为政以德”的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以道德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策略,“内圣”既没有生发“外王”,也没有遮蔽“外王”,而是成全了“外王”。既然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一种策略,那么儒家政治的现代化就是一个策略调整的问题,亦即将政治的归于政治,道德的归为道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与政治的完全分离,在仁的统摄下,道德与政治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违宪审查与政治问题——关于“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的初步比较

违宪审查机构受理的案件不同程度地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并非所有的政治性争议都可以由司法机构进行裁决。对于那些不具备“可司法性”的、不宜由司法机构进行审查的政治性争议，司法机构不应涉足，而是应该留待政治机构予以解决。否则，违宪审查机构自身可能会陷入危险的政治漩涡。让政治的归政治，司法的归司法。面对政治问题，司法机构应当具有拒绝的勇气和克制的美德。     

坚持“三讲” 做一名合格的政治领导

本文以江总书记最近提出来的领导干部要“做一名合格的政治领导者”的要求为论点,简述了在新形势下作一名合格的公安政治领导,必须通过讲学习,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必须通过讲政治,保证政令、警令畅通;必须通过讲正气,端正警风,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的背景分析——以国内政党关系变动为中心

1947年是战后国内政治局势变动最为剧烈的一年。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坚持中间路线的幻想随着国民党取缔民盟而宣告破灭，再加上国民党方面坚持反动的内战政策导致国共和谈的破裂，使得国内政党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1948年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正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     

两岸国共“协商型”政党关系的建立及途径探讨

鉴于当前两岸国共关系发展现状,本文从统战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分析构建国共协商型政党关系,并在两党的交流互动中遵循非零和合作博弈的原则,将有助于推动国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两岸政治协商的实现,进而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基于“90后”大学生心理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

高等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以学生为本。本文在分析"90后"大学生思想和心理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创新和改进高等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思想探微——从马克思关于“国际政治的秘密”的观念出发简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关于“国际政治的秘密”的观念,是理解它的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际政治的面貌掩藏于“国际政治的秘密”之中,国际政治的基本主体是国家和民族,国际政治的基本主题始终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政治的发展命运是走向共产主义并最终消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推进国际政治发展的根本手段。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政治思想,构成了一个反映国际政治产生和发展运动客观规律的严谨体系。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思想,对于丰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识,指导我们的国际政治实践活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策“反协同”:原因与途径——基于“大户籍”政策改革的分析

政策协同是政府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我国的“大户籍”政策改革却提出了政策“反协同”的独特问题.政策“反协同”因原有的政策协同存在负面作用以及与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目标不匹配而提出,其途径有“中心”突破、“外围”剥离和双向改革三种基本方法.“大户籍”政策改革提出的政策“反协同”问题意味着在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转型时期,我国的政策管理存在协同和“反协同”的双重任务.这要求决策者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国家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和长远规划.     

经济还是政治——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种哲学反思

本文认为 ,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建构的“弹性化的政经互为手段和互为目的”的关联结构 ,因为内含着从“经济—政治”的双向度走向政治的单向度、从“经济政治化”走向“政治经济化”、从弹性化走向主观任意化、从特殊化走向普遍化等误区 ,从而使得他们在收获繁荣的同时深陷进危机的泥淖。因此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经济和政治特殊性关联的危机 ,亦即是哲学的危机。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当下中国,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相当明显,这种政治信任结构虽然说明政权合法性依然牢固,但是地方政府缺乏民众信任却影响了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政治稳定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这种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文章从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三个角度对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进行了解释,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机制三个方面对形成这种“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的生成机制和生成结构进行了解析。